林心惠:学问 学习提问

记者手记

新加坡人在课堂和讲座等场合上,为何总是吝于举手发问?不久前出席一场论坛时,主持人费了一番功夫鼓励人们发问。后来虽不算是鸦雀无声,但起立的人始终不多,不少还是熟悉的面孔。

大概是这种情况实在是太普遍了,当座谈会主持人巡回大使许通美教授抛出“你最希望看到哪个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问题时,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答道,他希望国人更勇于发问。

对话内容随即暂时偏离原来的主题,各个演讲者纷纷转向讨论国人不发问的原因。马凯硕认为,新加坡过去有段时间存在“畏惧文化”,造成了“提问与挑战的文化”消失。

另一个说法与儒家文化有关。许通美说,他某年以访问学者身份,先后到香港中文大学和浙江大学授课,香港学生与新加坡学生一样,不爱发问,浙大学生却竞相举手发问。

他后来向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兼东亚研究所主席王赓武教授请教,王赓武的分析主要从文革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切入——文革打破了儒家尊敬长辈、重视等级的观念,因此中国大陆学生更敢于挑战老师。

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李光耀创新型城市中心主席陈庆珠教授则认为,香港和新加坡学生表现相似,或许同过去都是殖民地有关。她也透露,她自小就爱举手发问,但同学们却因此不喜欢她。

新加坡管理大学行为科学研究院院长陈振中教授说,从行为科学的角度来看,人们都有避短扬长的心态,担心一旦发言,就会暴露自己资质有限的缺点。

坦白说,在新闻这个以发问为核心职责的行业里,我有时也会陷入“不敢问”或“等别人问”的情况;有时即使发问,也是在经过一番内部挣扎和自我鼓励后,硬着头皮上阵的。尤其是遇到不熟悉的课题时,总觉得保持静默聆听比较保险,生怕问了很基本的问题会自爆其短。

各著名学者认真探索国人不爱发问的奥秘,这画面相当有趣,却也引人深思。他们各有见解,但整体而言,都说明了环境因素对“提问文化”的影响。即便是避短扬长论这个看起来比较内在的因素,其实在“怕丢脸”的社会里,更易于发挥压抑提问的作用。

既然环境的影响如此巨大,改变外在因素,或许就是鼓励国人勇于提问和挑战的方法。本地一些大学课堂以“课堂参与度”为评分准则之一后,确实有更多学生积极发言,挑战老师所言,但这难以根本地改善情况。尤其是在离开校园后,少了加分的奖励动力,多了职场上的考量,很容易就故态复萌。

一些学者在座谈会上指出,改变应从政治领域做起,当政治制度允许人们提出更多问题后,才能向社会发出正确的信号,让人民更有信心地提问。

但国人真的不会提问吗?在一些论坛、讲座和企业大型会议上,如果有安排递纸条发问,或使用网络提问系统,与会者提出的问题通常更多,也更尖锐。许多隐身茫茫网络大海的“键盘战士”常常敢怒敢言,甚至发表不实和诬蔑性言论。这些现象似乎都说明了“国人不敢提问”只说对了一半,不公开真实身份提问,或许才是比较准确的说法。

不露面发言,是害怕他人以言取人?是担心祸从口出,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还是反映了人们不愿为自身言论负责任的心态?这值得我们深思反省。虽说改变外在环境能鼓励更多人提问挑战,但如果人人都抱持“不敢问”“等别人问”,或“保障我身份隐秘我才问”的态度,环境恐怕难以改变。

(作者是本报记者 limxh@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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