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靖豫:令人深思的另类纸巾文化

记者手记

走运的时候,一天能进账500元。什么生意这么好赚?身边的人听到如此优渥的收入,纷纷有兴趣加入这个行业。

卖纸巾。是的,就是卖那小小一包纸巾。

两名巴基斯坦男子利兹旺和拉希德在谋杀同胞的审讯中,揭露他们和死者一样,都是专程到新加坡卖纸巾谋生。

利兹旺抵新当天,观察他人怎么卖纸巾,然后以3元9角买了两大包纸巾。他在购物中心、宗教场所附近和巴刹卖纸巾,用巴基斯坦语和马来话喊“穷”。

他平日一天能收到约200元,星期天更可赚取高达400元。相比之下,他在巴基斯坦一天仅赚3元。

利兹旺是听闻许多同胞来新加坡卖纸巾或乞讨有不错的收入后,也与两名女亲戚各筹了1500新元,飞来本地卖纸巾讨生活。

拉希德则曾在马来西亚卖纸巾,听说新加坡人比较慷慨,于是改到本地赚钱,为长女筹嫁妆。他一天能赚取高达500元,甚至有公众听他说需要钱给女儿办嫁妆,赠他一条金链和两枚金戒指。

利兹旺落网时拥有3318元,拉希德身上则有5745元,其中包括他们从被杀同胞那里拿走的6000元。

利兹旺和拉希德在2014年5月先后来到新加坡,6月11日发生他们共谋对同胞谋财害命的案件,日前双双被判死刑。

新加坡人用纸巾霸位的文化闻名遐迩,但原来我国的另一种纸巾文化,也在海外颇有名气。不知不觉,街头、小贩中心的纸巾贩子,已成为本地一道独特风貌。

然而,小小一包纸巾买卖涉及的,不只是金钱交易,更多时候蕴含着同情心的施舍。

一般上,走在街上的人没有突然或迫切需要用到纸巾;食肆里,君不见桌椅上一包包纸巾霸位,食客根本无需买纸巾。他们都因同情心油然而起,或停下匆匆的脚步,或放下手中的碗筷,掏出一元或更多钱买纸巾。

有同情心是好事,可是被滥用却是另一回事。

办公室附近的地铁站外,早晚常有个50来岁的男人坐在走道上,旁边放着个新的助行架。一天早上,我看到他从地铁站走出来,行动正常,手里提着助行架。

当下,我发现原来助行架只是助他卖纸巾的道具。倘若他仅卖纸巾,何必明明四肢健全,身旁却放个助行架。说穿了,他就是利用公众的同情心。有人看不过去,在走道旁的杆子贴字条揭穿他骗人;但字条为许多人所忽略。这名中年汉继续上演博取同情的戏码。

走道上有一名60多岁的阿婆也在卖纸巾。有时,那条200公尺长的走道,有三人同时在卖纸巾;卖纸巾已成为该处的街景。

走道的咫尺处,早上也常见一个年届八旬的老人,同样在谋生。然而,他以自己的本事,老老实实地赚钱。他吹着口琴,用悠扬悦耳的音乐,迎接每位进出地铁站的公众,即使给他钱的人不多,也继续卖力地表演。临近佳节,乐曲会随着变化,农历新年吹奏新年歌曲,国庆日前转为爱国歌曲。

同样是谋生,较年轻的那个用心机、用道具来卖纸巾;年长的那位用心思、用本领来卖艺。

说回上述巴基斯坦男子,他们三年前来新加坡卖纸巾时,一人25岁,另一人43岁,都身强体壮。他们用游客身份入境,在不太费力的情况下都有不俗的进账,收入甚至超过一些暴晒于太阳下大汗淋漓的劳工。

卖纸巾是否造就了一些人好逸恶劳?卖纸巾的现象是否是国人怜悯之心泛滥的写照?

当卖纸巾者不再燃起国人的同情心时,失去了的同情心是金钱再也买不回来的,到时那是谁的损失?

(作者是本报记者 peckgek@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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