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以“无害”的方式巧妙输出和宣扬神道文化，对内以变相的“尊皇”思想复燃国家神道靖国史观，正是这种用温情主义包装的神道皇国史观，使得日本难以逾越“恶障”成为邻国“遥远的近邻”。 吕艳宏 日本天皇退位在现行法律中尚属空白，而现任天皇明仁已于去年表示年迈无法履行职责。关于日本天皇明仁生前退位问题，日本政府组成专家会议制定了特别法案，“仅限当今一代天皇”的方案获得较多支持，预计将于今年4月下旬正式提交国会。 近来，继放置右翼图书否认南京大屠杀和韩国慰安妇的APA酒店事件之后，大阪塚本“右翼”幼儿园的诸多问题遭到媒体曝光。而就在安倍夫妇深陷“右翼小学”舆论漩涡的时刻，日皇开启了对越南和泰国的“悼念之旅”。据日本共同社等媒体报道，可以看到对本次天皇出访“象征性”与“亲善”的强调，也有华文媒体借机回顾明仁在位28载“象征式天皇”外访的意义。 森友学园旗下的塚本幼儿园问题，数月来被各方媒体追踪，然而保守政客却在这场“剧场政治”中，对历史教育的曲解变本加厉，日本国防部长稻田朋美甚至提出复活明治天皇颁布的军国主义教典《教育敕语》。应该如何看待日本天皇生前退位，以及接二连三发生的所谓“右翼”系列事件呢？ 不一般的“神道热” 今年83岁高龄的明仁天皇，和蔼慈祥，自1989年登基以来就被赋予开展“新天皇外交”的重任，试图营造日本新形象。这回“退位”话题虽然未能掀起“天皇热”，但近十年来紧随日本神道文化加紧对外输出，非同寻常的“神道热”出现了方兴未艾的态势。现在连歌舞伎也要以国际交流的名义若隐若现地扯上神社，而最有代表性的，除却各国追剧年轻人要去动漫《你的名字》影片中实景拍摄地“神社”朝圣外，便是前殖民地台湾官员大力提倡复兴日本神社，重建鸟居（又称“天门”“神门”，日本神社附属建筑，代表神域的入口）。 对以神社为象征建筑的神道文化毫无免疫力的人们来说，恐怕难以想象旅日华人导演花费10年拍摄的纪录片《靖国》，在日本初映时遭到电影院被划破屏幕的情景；更不会知道京都同志社大学电影上映交流会上，主办方临时将观众问答环节改为对谈方式，结束时安排导演从特殊渠道离开，以确保安全的“言论自由”意味着什么。 其实，在日本除了靖国神社，还有森永幼儿园牵涉到的大阪护国神社，以及乃木神社等纪念军神的神社。这些神社因为平素可以供人祈愿平安、健康、学业等，所以不知不觉地通过内容展示或纪念碑文，将其背后的思想渗透到了普通百姓生活的细枝末节当中。 明仁以象征性天皇的身份，对曾经在二战中占领的国家进行亲善访问，虽未像裕仁战后外游欧洲，遭到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受害者的游行抗议，实质上是既履行了外务省处心积虑推动的“新天皇外交”，旨在改善日本的海外形像，并提高战后宪法未明文赋予的“元首”地位。 战后日本民主化不彻底，战前思潮在日本社会迅速复活。“象征性”天皇更不能满足部分怀旧的自民党人的政治愿望。这也是为什么皇室问题，在战后日本始终是敏感禁区的原因。战后首位率领阁僚公式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高举“战后政治总决算”的旗帜，主张修宪，加强和提高天皇的政治地位。 他的检讨与“反省”颇具代表性，“从世界史来看，作为战争的结果，可以说以大东亚战争为导火线，在亚洲和非洲的独立国家都急速增加了……从结果的观点来看，或许也是在借日本之手使民族运动高涨、导致了独立国家的激增。”这种缺乏历史道义立场的逻辑，不但是将战争正当化、鼓吹靖国史观等一系列右翼思想的温床，也成了战后日本改宪和行使集体自卫权等道路选择的引导方针。 事实上，尽管国际上反对、批判的声浪从未平息，改宪正在被提上日本的政治日程。九一一事件后，日本积极加入美国反恐联盟，在“人质事件”发生后，安倍不顾轻视人命的反对声音，发表强硬的声明，并试图借助国民恐慌讨论降低投票者年龄，使易于被诱导的年轻人充当修宪的垫背。 而安倍就森友幼儿园“低价门”问题的国会答辩，认为安倍夫人不再出任名誉校长，是为了避免造成麻烦，却并未明确指出其历史教育的错误。由此，可以看到神道文化热中的小清新，浪漫而又玄幻的生死观与现实中幼儿园唱军歌的儿童之间强烈的反差，并非极端的个别现象。这更进一步说明“神道重估与复兴论”只能为靖国神社辩护，重燃靖国史观。 变相的“尊皇”派 大阪府森友学园学校法人笼池泰典，不久前在日本外国特派员协会举行了记者会，意图转移各国媒体视线，从而促使与此有牵连的保守政客得以蒙混过关，而被特定秘密保护法掐住脖子的日本媒体，看上去也算是穷心尽智了。实际上，被各方媒体反复提及的“右翼”关键词和一系列右翼言论，已经不是涌动汇聚的“暗流”。明目张胆歪曲历史的书籍，在国民不知不觉中酝酿了不良的社会氛围，而背后是成员广泛存在于不同年龄层、职业和性别人群中的“在日不允许有特权市民会”（简称“在特会”），以及渗透了政权的中枢的日本会议等右翼组织。 从关系上讲，战后右翼中的绝大多数是战前右翼的因袭。从幕末到所谓“大东亚战争”终结的近百年中，右翼思想对日本的国家道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1945年，日本政府迫于国际的压力，在内阁会议上决定接受《波茨坦宣言》时，唯一的条件就是“国体护持”。 战后右翼的一个重要政治诉求，是反对雅尔塔－波茨坦体制，认为其破坏了日本国家“精神”特质的历史传统。本次国防部长稻田朋美借森友幼儿园事件，宣称“应该恢复教育敕语的核心精神”，使日本成为“道义国家”。 回顾近现代日本历史，明治政府将德川时代武家和武士间对藩主的“忠”，置换为对天皇（家）的“忠”，且一并配合了所谓“四民平等”。完成这种变换的正是《教育敕语》。1890年刊发的教育敕语，唱和万世一系皇室崇拜，并以此确定了国民教化指针。 《教育敕语》中的日本教育，以后期水户学形式的忠孝思想加国粹主义的传统主义为基础。从水户学的国体论经吉田松阴的国体论、《教育敕语》的国体论、直到明治末期的家族国家观，这一系列的发展位于一条线上。被保守政客倡导的家族国家观，主张整个日本社会是一大家庭，皇室是宗家，因而对双亲的孝和对天皇的忠紧密一致。 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宪法学教授穗积八束（1897年）曾提到：“我们日本民族的固有体制是血统团体……吾人之祖先，即感激不尽的我之天祖。天祖乃国民之祖，皇室乃国民之宗教。” 明治维新是以武家政权回归古代天皇制的形式实现的。可以说，明治维新以来以古代天皇制为出发点的“国体”这种古代思想的产物，导致产生了明治宪法、《教育敕语》以及昭和法西斯的一系列结果。 日本虽然在甲午战争中战胜了中国，但由于其在战争中的暴行（旅顺大屠杀，领台大屠杀等），仍不见容于它所崇拜的西方列强，被视为野蛮国。所以，日本试图向国际社会解释日军的行为是“武士道”，是一种高尚的“美德”。曾有日本现代思想家将武士道看成“日本文化的古层”。 1970年11月25日，狂热的文化保皇派作家三岛由纪夫，在东京自卫队营地发表“檄文”演讲后切腹自戕。以此召唤武士道思想为主轴的“大和魂”，并通过艺术重新树立作为国家和民族统一象征的天皇的精神权威。 靖国神社里以靖国刀祭奠军魂，引发前殖民地皇民化受害者进行追还祖灵的不断声讨，但将日本国学家极力倡导的“物哀”传统作为纯粹美学理念，宣扬终极之美来熏染国民性格的隐蔽文化保皇、尊皇思想络绎不绝。太平洋战争时，“神风特攻队”队员驾驶“零式”战斗机，高呼“天皇万岁”，冲向美国军舰的“玉碎”悲剧，被动漫大师加工与再解读；近年来，幕末到明治积极鼓吹尊王攘夷思想的历史剧、以明治剑客为题材的漫画和影视剧大行其道。 前不久曾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有高中生扮演纳粹遭到以色列和德国抗议。而实际上，又有多少缺乏辨别力的年轻人，为了填补内心文化空虚，陶醉于“今夕何世”的虚幻错觉中，成了历史暴力美学的推广者和买单人。 对外以“无害”的方式巧妙输出和宣扬神道文化，对内以变相的“尊皇”思想复燃国家神道靖国史观，正是这种用温情主义包装的神道皇国史观，使得日本难以逾越“恶障”，成为邻国“遥远的近邻”。 而忽略了国家神道靖国祭祀在日本尚存的严峻现实，单方面消费以“个人信念”和“心灵问题”之名播散的日本文化，只会助长历史修正主义思潮，加速“和平宪法”修改，使日本成为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如此的危险性有需重新认识与警惕。同时，日本走向何方恐怕仍然是各方的视线所在。 作者是厦门大学新闻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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