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伟曼:“好坏都得听”的时代

黑白之间

若在任何一场“文化战争”中要民众扛起舆论防卫的责任,同样也需要建立大家对制度的信心;而这种自信不是靠精神喊话形成,更是必须经过内部观点的碰撞和一定的锤炼。

不论是星座运势、算命或占卜,家中长辈对待任何谶测预言,总只有一句忠告:“好的就听,坏的不要信。”

转换到日常生活中,这样一句从小到大伴随着我的话,一定程度上对于性格塑造有些许影响,不管是刻意阻挠或是好心劝言,只要是他人给予的评价,总也会在心里一一给挡掉。但这种自信却带点任性地以为“自己命运应由自己掌控”,到了一定年纪难免会慢慢被磨掉棱角;至少你开始认识到,有时候别人的言语或是外部影响,并不是说屏蔽就能屏蔽的。

“这是个多元的时代,没人有道德或智慧的专利”,对于新加坡这个年轻的国家来说,不管是在经济管控、制度建设或政治治理方面,我们都在摸索前方的道路,不愿直接被他人的标准给绑架,却同时无法说自己完整的价值体系已确立或形成。李显龙总理今年2月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访问,回应主持人赛克(Stephen Sackur)对新加坡言论自由的质疑时指出,西方世界追求的所谓道德目标与民主推广“不见得适用于世界各地”,若我们不去干涉英国与其他国家的新闻等运作,其他人也不应假设能告诉我们如何管理国家。掷地有声的立场声明获得了一些人的赞许。

不过,也有评论者认为,国人如此关注总理这番讲话,也再次显示我们还是在意外界评论,甚至某些方面仍希望寻求西方的认可。

国会本月三读通过《公共秩序(修正)法案》,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谈及,为何拒绝发执照给有意透过集会或游行推展政治目的的外国人或外国组织时,提出了“外来文化战争”(foreign culture wars)的概念。他以声援本地同性恋社群权益的“粉红点”集会为例,肯定活动主办方突破政府设定的局限,顺利找到至少50家本地企业提供赞助。他也指出,这显示只要能确保仅限新加坡人与本地企业参与,不涉及外来文化侵入,政府即使不对任何特定群体权益的争取持有立场,也不会刻意阻挠。

尚穆根没有阐述所谓“文化战争”的定义,但在许多政府的认识范围内,警惕慎防他国用文化软力量,对人民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必要的;其底线是不能让另一个国家对自己形成文化包围圈,从而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甚至架空一个国家人民的自信心,造成分裂。例如,尚穆根指出,非政府组织就可能因接受外国资金而受“外来单位”影响,对政府施压。

另外,在网络时代更不能排除信息攻防战的可能性,政府对打击“假新闻”的决心也相信由此而产生。

新加坡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孙婉婷博士,上星期六在《海峡时报》撰文探讨“粉红点”成功因素时分析说,这场运动能获得社会各阶层与本地商家支持,就有助于颠覆一般人对于它仅推广主张“西方价值观”的印象,等于说“粉红点”的“在地化”令其多了一份正当性。

然而,总认为在这方面用“粉红点”做正面例子有一定的误导性,毕竟“粉红点”至今的成功,很大程度纯属运动背后推动者的胜利,而非政府的宽容。这样的论述也无法很好地回答另一个问题,即为确保不分化社会而抵制外来影响时,要如何才不会给公民社会带来过多的限制,牺牲掉社会的多元,或间接让人民因受过分保护,而即使是透过正当的平台,也失去提出非主流观点或异见的信心?

此外,若在任何一场“文化战争”中要民众扛起舆论防卫的责任,同样也需要建立大家对制度的信心;而这种自信不是靠精神喊话形成,更是必须经过内部观点的碰撞和一定的锤炼。

最近台北市长柯文哲说香港“没自由灵魂”“没选举自由”,更形容新加坡是“住在鸟笼里的金丝雀”,虽不至于在本地引发广泛讨论,但也激起小小涟漪。我不认为必须对他给予的评价多做讨论,倒是注意到在柯出席的同一场讲座上,一名香港年轻人也做出回应,表示“香港确实没有民主,但是有自由、有灵魂,否则就不会坚持寻找如何突破民主”。

也是香港“民主思路”理事的这名观众黄梓谦当时进一步指出,各个地方都有强项,未来是亚洲的时代,应合作与互相学习,“谁谦虚,谁的发展就快”,一番话让柯把早前说过的话给吞回去,放软姿态回应。

当然,提黄梓谦,并不是说他能代表整个香港年轻一代,但至少他让我们看到,认清自己优缺点,很多时候其实便是信心的表现。

这也不禁让我反思,在新加坡青年身上,我们能找到这种自信吗?当别人说新加坡“不自由”时,我们是因此而产生自卑感,还是能发表对现行体制的看法与观感,并诚实面对任何不足?毕竟在面对多元价值观冲击时,这种因认清自己而展示的信心,将是我们握在手中最好的筹码。

至于在不给注解的情况下说我们是“住在鸟笼里的金丝雀”,虽可不把它当一回事,但总也不能假装没听见。不管好的坏的,也只好以最理性甚至是幽默的方式去看待与回应。

(作者是本报记者  ngwaimun@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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