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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新慧:生命中的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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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三拍

设身处地,换个角度看问题,总有不同的境界。

1969年,五名来自瑞士的圣加仑大学学生,自发举办了圣加仑研讨会(St. Gallen Symposium),推动以对话和辩论的方式,和平解决政民间的矛盾,也是作为对1968年欧美各地连续发生大规模学潮、工潮和各式民权运动的一种反思。

五名学生的“对话运动”自此成了5月的国际年度盛会,邀请当今和未来的各领域领袖及知识分子,针对所关注的课题对话和辩论。

根据资料,当年也称为“六八运动”的学潮和民众抗议活动,都是为反越战、反资本主义和反官僚精英,也大都以警民冲突收场。这和近年在欧美兴起的反全球化、反政治腐败和反官僚体制的大背景“似曾相识”,今天似乎回到了“六八”的历史大现场。如果可以如时下流行的穿越时空剧一样,当时那场运动,我们会怎么试着了解?

现实里没有如果,历史的距离与时间的沉淀,却让我们看到“如果”的另一面——另一些可能,另一些智慧(不只是教训)。

今年圣加仑研讨会的主题是“颠覆的两难”(The dilemma of disruption),探讨时下各种颠覆式变化的源起,和国家与社会须面对的抉择与对策。研讨会的官网并没有五名学生发起人的资料或介绍,这是挺令人意外的。

这些青年如果当时是20多岁的学生,今天应七八十岁了,他们和当年许多参与“颠覆”的青年,会怎么看今天被瞬变科技和经济所“颠覆”的世界?50年前和今天的人类通病是什么,各种主义与体制的顽疾又是什么?为何人类一直重复着历史错误?

知名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贾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在今年的研讨会上发表演讲,就当前的民粹主义和充斥着互联网世界的假消息,指出了纵横连通的网络世纪,却出现了人类更自我封闭、更互相排斥的吊诡现象。“而这正侵蚀着人类所推崇的民主精神。”

他说的是,流动信息科技与网络世界,尽管让人们更容易发声和让信息传千里,但大家都比过去更排斥异己,其结果是产生更多对立面与容不下他人的唯我独尊阵营。“结果是大家只听到自己所同意或所愿意接受的意见和新闻。”

古希腊的智慧与民主社会体制,崇尚的是民众言论的自由与平等——能造福民众知情权的言论与信息自由,以及人人都有发言权的言论平等。后者尤其重视让各方都有机会陈情、辩论,最后再根据各方的辩解和立论做决定。贾顿说,这正是尊重各方话语权及海纳百川的民主与自由,即使最终的决定或决策不是你所属意的,但都有机会发言和倾听。

他因此认为,这和当前的网络霸权、网络欺凌的情况大不相同,大家都要抢先说,而不是聆听;更在意的不是对谈,而是放大自己的利益与关注,最终违背了民主自由的真谛。

这的确是个问题。人类本就是由不同的他人来丰富自己的生命,漠视和改变这样的相互关系,执意以自己为优先,从个人到国家的矛盾与争端自然不断。

设身处地,换个角度看问题,总有不同的境界,互联网所带来的视界也才是世界。

刚落幕不久的年度新加坡华语电影节,今年带来了好些中港台和本地制作的纪录片和短片。除了观赏这些青年导演的作品外,还有机会跟他们交流,了解纪录片或电影题材的取角、信息与内容的铺垫,无论喜不喜欢或同不同意,至少听到他们的声音。

其中一部纪录片《河北·台北》,是台湾青年导演李念修所创作。当天看完后因为要看另一部纪录片,错过了她跟观众的对谈,但从台湾媒体之前的访问中知道,这纪录片是她应父亲的要求做的,用了整15年时间拍摄,近距离记录原籍河北的父亲早年参与国共战争,后来离乡迁居到台湾的故事。期间,她特地到大陆寻访父亲的故乡,并核实了父亲跟她提起的许多陈年往事。

在去年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的特别访问中,李念修也提到,因为有机会到大陆采访,能从另一个角度看父亲年少的经历和国共历史,就会“开始反思历史究竟是谁写出来的。虽然是同一件事情,但他们说的跟我们讲的完全不同。”

生命中的许多他们,的确为我们带来许多不同的视角和体会,自己生活圈子里的所见所闻,并非就是事情或是事实的全部。

各地现在对经济全球化的焦虑与不满,除了因政策偏差或政治腐败等问题造成外,有多少是因为信息不流通导致对开放经济的误解,或因各政党互相玩弄民粹与社会情绪所引起的?

情绪容易被绑架,政治领导人在设法解除中低收入社群对经济转型和巅峰性科技冲击就业的担忧时,不能只是期望民众拥抱与“包容”日新月异的科技,而更要充分利用科技来“拥抱”与包容较跟不上转变的社群,帮助他们更放心过渡。同样,从政府到民众,如果只愿意从自己的角度和熟悉的圈子看问题,就还是会被锁在固有的思维和成见里,无法设身处地寻求更有意义的协商和方案。

国际上一些医疗机构,现在对临终病人采取的设身处地护理,很有启发性。它们突破常规,让临终病人可以如愿在医院里偶尔抽抽烟,喝喝酒,只要不会使病人身体情况突然恶化。据报道,本地一些临终关怀机构也开始有这样的伸缩性。其中一机构的发言人受访时说,这不是关于改变管制,而在于听听临终病人的需要。另一家机构的发言人也说,任何条规和指导原则是为保护病人,当有关条例对临终病人已没有意义时,还死守条规就是缺乏同理心。

瞬息万变的科技,应该让我们的世界与社会更有同理心,换个角度,设身处地,创造包容与双赢。生命中,不是只有我们。

(作者是本报副总编辑 gohshe@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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