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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伟曼:不是革命的那一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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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这样的小市场里,所谓的“拿来主义”能发挥其规模效应吗?但如此提问的人却也忽略了更重要的一点:就因为新加坡小,我们也许不拿来也不行。

黑白之间

面对时代变革,自主创新的口号如今喊得特别响亮。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跳高选手福斯贝利勇敢挑战常规,在1968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以世人从未看过的“背越式跳法”颠覆跳高界想象的事迹,近年来在商业管理界里广为传颂,一点也不稀奇。

福斯贝利那一跃(Fosbury Flop)让许多选手放弃大家一贯熟悉的“俯卧式跳法”;隔一届奥运会,40名选手中有28人采用新跳法,如今也几乎没有选手不用“背越式”过杆了。一个选手的大胆尝试,被视为成就一场跳高界“革命”,也开始被人们广泛用以描绘和阐述创新精神。

然而,许多人在看这段福斯贝利神话时,往往会错误地把重点都放在主角身上,而没有了解到所谓创新,其精髓也许更多藏于后来跟随着福斯贝利,以相同姿势一个一个成功过杆,甚至创下更多新纪录的“其他选手”。

副总理兼社会及经济政策统筹部长尚达曼最近在一次专访中,鼓励各行业接受颠覆性创新时,也提及福斯贝利。如果仔细看他的论述,并不难发现他所关注的,不是“新加坡何时出现福斯贝利奇迹”或“要如何培育更多福斯贝利”这样一贯的命题;相反的,他希望本地企业在面对有可能完全改变游戏规则的新方法或新技巧时,像“其他选手”一样去把这方法学起来,透过模仿与改进(copying and improving),成功翻转局面。

尚达曼其实还少说了一点:福斯贝利的背越式跳法并不完全是新创,而是传统“铰剪脚跳法”(scissors)的改进版。原来年少的福斯贝利曾被跳高教练要求改练俯卧式,但他总是无法很好掌握,成绩开始退步;一次情急之下,他违抗教练的命令,本能地用回熟悉的铰剪脚,但同时把身体往后倾,打横过杆,意外地跳出好成绩,创造了后来的背越式。

福斯贝利的故事告诉我们,创新需要基础,合法的模仿也并无罪。若套用前沿科技投资基金和米资本(Hemi Ventures)创始合伙人谷懿的话,这样的创新可概括形容为“拿来主义”。

这位顶着“硅谷超级顾问”光环的女强人在分析中国的情况时甚至认为,创业者“不必对创新有执念”。她在接受FT中文网专访时说,要培养更多“身怀绝技的疯子”型创业者,即像福斯贝利那样大胆尝试者,往往得靠一国教育制度,但在制度的改善短时间无法扭转现状的情况下,中国还是可以去“跟别人的想象力合作”,想着“怎么把别人的东西拿过来,让我自己用得更好”。

她说:“中国的创业者如果认不清自己的优势在哪里,还是想着方方面面都自己来做,耽误了时间和机会,那才不值得。”

当然,一些人可能会问,在新加坡这样的小市场里,所谓的“拿来主义”能发挥其规模效应吗?但如此提问的人却也忽略了更重要的一点:就因为新加坡小,我们也许不拿来也不行。

一个国家地小,能出现福斯贝利奇迹的概率也就相应减少。在面对这样的局限时,尚达曼“模仿与改进”的叮嘱也许便是最好的短期措施。

更何况如他所形容,本地一些企业其实在面对变革情况时仍安于现状,导致只有一部分企业大步迈进,另一些则还在用低速档缓慢前行的“双速经济”(double speed economy)格局。换言之,我们的问题是:福斯贝利已经出现了,但肯用新跳法的企业不多,一些企业甚至固步自封,索性不跳。

股神巴菲特有一句名言,“海水退潮就知道谁没穿裤子游泳”,其实能很好地形容本地企业如今面对的情境。在艰难的转型时期,经营不实、虚胖的公司更容易现出原形。

新加坡国立大学创业中心本月发布的一项最新研究调查就显示,尽管有五年“存活率”的新加坡科技领域初创企业比率占所有公司的53%,显著比美国的49%与英国的42%高,但多达56.8%的创企却其实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没有显著带动增长与就业,被归类为“僵尸企业”(zombies)。

此次调查针对530家科技创企展开,调查的另一重要发现是,新加坡创企也越来越依赖政府资金。统计显示,2010年申请政府资助的创企仅占19%,但到了去年,这申领数字已大幅度上升至69%,让人不禁质疑,政府的援助是否可能间接助长许多企业苟且生存的心态,创企敢于冒险的精神也慢慢被磨灭。

其实,说回福斯贝利的背越式跳法,要不是跳高比赛中大型橡胶床,在后来取代了传统的沙坑,让选手可以头部先着地而不至于丧命,这段运动界历史恐怕也得重新写过。不管是自主创新还是模仿创新,每个社会都必须去营造最适合的环境,摸索如何给选手发挥的空间,也给他们柔软、安全的“橡胶床”。

至于学会模仿和拿来之后呢?如果想做到更大更好,到时候我们也许得把福斯贝利放下和忘掉。

(作者是本报记者 ngwaimun@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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