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孟达:华族文化开新局

漫步

新加坡华乐团在不久前的母亲节,跟新加坡歌台界的“草根明星”李佩芬,以及台湾的歌手兼主持皓皓呈现了一场趣味盎然的音乐会,并在本地著名指挥郭勇德的带动下,拉近了台上表演者与台下观众的距离。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特别委约,我国著名电影人陈子谦监制的影片《回程667》,由五位年轻导演的五部作品组成,深受欢迎,日前在中心内的500多个座位的表演中心放映,全场满座。

据文化中心副总裁潘宣辉的观察,观众大多数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五个短片的宣传字眼说,“导演在短片中透过不同视角对自身文化根源进行探寻、反思和诠释,找回对新加坡的归属感。短片穿越过去与现在,叙述几代人了解、欣赏、保留和传承我们的文化遗产。”五部短片中大量采用方言对白,也许是对年轻人的另一卖点。

本文以上述两个轻松例子作引子,探讨新加坡华族文化的沉重使命,因为我们现在增添了一个文化重镇: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

耗资1亿1000万元兴建的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上周五正式开幕,由政府拨地兴建,主要由政府出资的文化中心,在筹建期间,华社筹募了超过2900万元,在文化配对基金下得到政府另外1500万元的拨款。

这是李显龙总理在2012年便宣布给于全力支持的国家项目,它的启用可以说是我国华人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任重道远,将来能否成为新加坡华社的一个标志,就看它有没有能力凝聚各阶层华族新加坡人的正能量,推动具有新加坡特色的华族文化的发展。

李总理在开幕典礼的演讲中说,新加坡华族文化既有中华传统文化的面向,也有新加坡多元文化的特色。他因此认为华族文化中心所发展的本土华族文化,必须是从“以新加坡人为本位”的定位出发。

我们在谈新加坡华族文化时,不能固定在今日的时空来谈,任何文化的由来都是有所本,不容切断。总理所引用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反映的正是儒家价值观。

1965年的建国是各族构建新加坡人的身份和国家认同感的开始,而华族文化身份的形成始于更早的移民一代的先辈,他们带来的是一些内化的人生观、方言、宗教信仰、生活习惯和文化形态等等;移民先辈来到这里回不去中国的老家了,他们就在此发挥“安土重迁”精神,兴学办校,造福子弟;1906年,孙中山来新加坡成立同盟会,新加坡因此而与中国现代革命沾上了边;上世纪30年代,日本入侵中国,我们的先辈怀着对祖国家乡的感情,出钱出力支持抗战,才有“南洋华侨筹赈会”“南侨机工”等等壮烈历史篇章。

新加坡沦陷后,华人是日据黑暗时期的主要受害者。建国后,在政府刻意冲淡华人色彩的政策下,华文教育没落,方言受冷落,新加坡华族文化一路走来碰碰磕磕。我们构建文化不能忽略历史,但也不能拘泥于历史,我们现在更应该关心的是如何为华族文化寻找一条康庄大道。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主席蔡天宝说,中心将和学校、文化艺术团体、机构和个人合作,在继承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融入更多趣味元素,吸引更多人接触华族文化,并成为新移民和非华族同胞接触华族文化的平台。他这一番话为中心的使命定了一个基调。

新加坡华族文化的象征意义必须走出牛车水,牛车水的“小中国现象”并不能代表新加坡的华族文化,这里的华文路牌、地铁站的华文名不是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全部。从这个角度来看,华族文化中心设在金融区内,与华族文化另一重镇“新加坡华乐团”毗邻,而李总理同时为这两个华族文化机构作赞助人(patron),给予政治上的“加持”,华族文化今后当能走得更深更远(政府对非华族文化的支持也是如此)。

华族文化中心的成立,也同时为我们自己提出了一个世纪难题。什么是新加坡华族社会(华社)?

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陈庆文在题为《多元种族的华族文化与身份认同》(刊于5月19日言论版)一文中说:“新加坡的受华文教育者与受英文教育者之间,以往存在着文化上的鸿沟。这种差距目前则存在于讲华语和讲英语的华族新加坡人之间。”诚然,这也是我们要为“新加坡华社”定义都不容易的原因。

身为华人而抗拒华社的新加坡人可能是不小的族群,对于部分跟华族传统文化没有亲近感,完全不懂华文、抗拒华语,甚至对中国的崛起感到不舒服的少数华人而言,他们只说自己是新加坡人,而尽量跟华族身份划清界线。他们虽然是少数,也是华族文化中心应该争取的一群人。

新加坡华族文化又该如何定义,则是另一个难题。华文华语,甚至方言应是华族文化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文化中心要深入年轻人和草根阶层,雅俗共赏是应该走的方向。高雅文化和草根文化有互补的作用,能够在塑造一个社会的文化上各司其职。没有排它性的文化,正是多元种族文化要走的道路。

中国的崛起,更加提醒我们,新加坡应该加强文化自信心,不亢不卑,站稳国际上的立足点。

作者是本报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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