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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故居事件特别报道

韩咏梅:欧思礼路38号牵引出的法情理思考

本地水彩画家王金成描绘李光耀故居实景。(图/王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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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曲

“合法”“合情”,是不是一定“合理”?我认为是这次纠纷中最难处理的问题,却恰恰是政府最需要说明的一个环节。具体到这个事件上,就是关于权力的关系和运用,除了在法律上要有所依归,社会的理解和观感也不能忽视。

李光耀三个子女的纠纷新闻延续了半个月,处理这个新闻从震惊、难过、愤怒,到现在我们应该进入理性的思考。今天我想从法、情和理三个方面来梳理这场论争,并思考经过这次破坏后,社会应该从中吸取什么?

新加坡以依法治国闻名,政府对土地征用和历史古迹保存、保留,有一套严格的法律程序,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这依法办事的国家也不应该有法外之地。

总理公署部长兼内政部和国家发展部第二部长李智陞在上星期一(6月26日)《海峡时报》刊登的访问中,举了实龙岗路上的新中国汽水公司(National Aerated Water Company)建筑为例子,说明了古迹保留的法律程序。那座建筑2016年以4700万元易主,那是一块永久地契公寓,发展商有意拆除汽水厂兴建私人公寓。这个建筑未被列为古迹,但是它毕竟有一定的历史价值,也是那一带的地标,于是市区重建局启动程序,与新业主探讨是否保留这座建筑。

我国的土地征用法最先是在1966年10月国会中提出,隔年生效的,李光耀作为建国总理,自然熟悉这套法令,他不会不知道自己的意愿和法律不符的时候,他的愿望可能不会实现。这不表示他不能提他的想法,对自己拥有的房地产提出想法,这是作为屋主的权利,然而他没有权力修改国家法律来满足自己的愿望。如果把国家法律放一旁,依照他的遗愿把一个具有历史价值的房子拆了,这样算不算滥用特权?

在“法”的范畴里,建国总理李光耀给我们留下了第一个难题。

新加坡是一个亚洲社会,我们尊重法,然而社会上也很讲人情。特别是对一位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国家,带领了第一代政治领袖给我们创造今日繁荣的建国总理,难道我们不能通融一下,满足他的愿望吗?

给建国总理的愿望多一些考虑,相信很多人都不反对,但是通融到什么程度,其实没有共识,而且在不同时间点上,人们对“情”的浓度也不同。在他生前提拆除房子一事时,不仅内阁成员反对,民间当时的氛围也大多数不认同。

李光耀2015年3月去世,李显龙总理之后在国会上特别提李光耀遗嘱中对欧思礼路38号的处理时,民众的反应是分歧的。支持拆的人大致上分成两种,一种是不忍心拒绝一个老人最后的愿望,另一种认为不过是一个老房子拆了就算了,有些甚至指政府如果保留建国总理故居是“造神”运动。

反对拆的人则认为从人文角度出发,欧思礼路38号是一个百年洋房,是乌节路上仅存的一栋这类建筑,因为李家俭朴的生活习惯,房子里留着许多珍贵的“活的历史记录”,历史是人类共有资产,在处理这些具有文化遗产价值的建筑时,需考虑长期的公共利益。另一种反对拆的声音则源自近年来的一种怀旧情绪。

这两个星期,李家三兄妹因为故居处理问题闹成国际新闻,民间的反应出现了变化,对一栋老房子是否继续存在已经越来越不在意了,因为即使因它的文化遗产意义保存,将来写历史的人在研究这个房子时,必定会谈到李家兄弟阋墙这一段,那毕竟不是光彩的事。

我们再把视线放远一些,假设李玮玲医生在那里终老,二三十年后新加坡的总理肯定不再是李显龙,甚至可能由不同的政党执政,大家经过“欧思礼路38号”这个在建国历史上有特殊意义的地点时,到时的新加坡人希望看到什么?相信大家都不能预测未来,到时的我们或许只要在虚拟空间中用AR/VR或其他科技,感觉身历其境就很满意了,回头看今天为了一个未来才发生的事争论不休伤害感情,一定会觉得可笑。

最后我们看这个事件以及它折射出来的“合理性”问题。“合法”“合情”,是不是一定“合理”?这是一个哲学命题,而我认为也是这次纠纷中最难处理的问题,却恰恰是政府最需要说明的一个环节。具体到这个事件上,就是关于权力的关系和运用,除了在法律上要有所依归,社会的理解和观感也不能忽视。这次对政府权力运用提出质疑的,是一手建立这套法治制度的建国总理的两个子女,加重了这个问题的分量。

zaobao.sg过去一周在网上的调查问了大家在这个课题上最关注什么,收到历来最大的反响,共有近1万3000个回应。四个问题中,关心李家手足间关系的人占了50.5%;关注滥用职权及政府诚信的占39%;关心故居去留问题的只占不超过5%;另外大约6%觉得“不关我的事”。

过去两星期,一些公务员朋友私下表达了他们的疑虑,在新加坡这个人口少、人才稀缺的地方,要保持高效率,包括物色、筛选和提拔人才的过程,是否出现了系统性偏差?公共服务署最近就李显龙总理手足之间的纠纷,对公务员展开意见调查,正说明了重视这个问题的必要性。按照他们的说法,展开调查的原因是此次事件涉及的指责超出个人范围,攸关政府和公共机构的信誉。

政府可以建立一套符合国情的管理方式,前提是这个方式必须得到国民的认同,特别是一个民主国家。从公共服务署进行的调查,到总理决定解除党督约束让议员们在国会中自由发问,说明了梳理“权力运用是否合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期待明后两天国会上对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相信国会以外也会有很多不同的讨论,这个问题值得政府和人民一起探究,并重新在这个国家的管理方式上取得与时俱进的基本共识。

(作者是华文媒体集团数码总编辑兼联合早报副总编辑 hanym@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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