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外城
何时做加法，何时做减法，是一门公共管理的艺术，需要智慧，需要眼光，需要技巧，更需要视野。加法或是减法，不一样的切入角度，体现不一样的心态和思维逻辑，直接决定了最终的成败。
添一分则皆大欢喜，减一分成众怒公敌。
最近南洋理工大学校园部分食阁内禁用华文标识的事件，校方发出模棱两可、前后矛盾的说明，引发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最终校长发表中英文道歉信，并成立调查组厘清事情经过。
大学的调查仍在进行中，需要时日公之于众，但“华文被禁”这一结果不外乎两种最有可能的肇因：一是校方相关部门的确做出了这种缺乏智慧的直接决定，以英文为单一归依，既无市场角度便民的务实意识，亦无语言使用的政治敏感，更无文化和历史的考量。二是食阁管理部门有感华文招牌缺少英文，一些不懂华语的师生消费困难，据此要求小贩增加英文标识的指示，却在传达与执行的过程中被异化为单语化、去华文招牌。
但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异化？异化过程参与者的思维逻辑和反应，是不是一些社会集体心理在他们身上的折射？为什么不选用多元包容的加法思维，添一种语言可以实现兼顾，却一直偏执于非此即彼的减法逻辑，删一个全盘皆输？
从市场的角度看，摊贩使用什么招牌，如何设计、怎么呈现，选择什么标识与文字，直接影响到消费者的选择。
如果用了大家都看不懂的文字，导致食客不知所云，或产生沟通过程的不畅，自然影响到购买意愿，生意不好的话，摊贩会自觉做出相应的调整。这是市场和经济的力量，决定文字和语言的选择，并不掺杂复杂的政治与情感。
世界各地的旅游景点、购物中心和消费热点，凡是有民众需求、经济动力的地方，多用加法，以语言与文字的多元使用制造更多消费机会，都属于这类决策逻辑。这一逻辑中的语言、文字，属于消费环节的组成部分，无需强硬地牵涉进其他因素。
然而，一旦某种意志介入市场逻辑，无论来自官方或是行政操作部门，新政对现有做法的修正与调整，其决策过程、思维模式、思考逻辑，基本是这一群体的教育背景、机构背景的反映。此时，需要看到的一点是，单线思维做减法的理直气壮，也是一种范式。减法或许是最容易最直接的做法，但却并非思虑成熟、逻辑完善的有效手段。
减法做得不好，往往催生“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弊端，甚至距离原本订立的目标渐行渐远。
用做减法而不是做加法，在新加坡的其他政策中不是找不到印证的案例。
过去几年，因为应对移民政策的调整，一方面收紧外来就业和移民入口，另一方面拉开公民与永久居民的福利待遇。这些政策旨在让公民与永久居民的差异性更为显著，提升公民的满意度。但在区分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的福利时，却是通过削减永久居民的待遇来让公民感觉差别，在教育、医疗等方面增加永久居民的支出来实现差异性。我曾经撰文提出，在这一“减法”的安排下，公民非但没有直接获益，永久居民也不开心，相反，可能还因此制造了一种假设的价值观念：即如果永久居民的待遇变得倒退，公民就可能会开心的荒谬逻辑。如此则真的是得非所愿。
政策加加减减的技巧，可以和外地的一些做法互相借鉴。曾听上海的朋友介绍，如何在一项涉及老人公共交通福利的政策调整中，不是做单纯废除该福利政策的减法，而是巧妙地用加法取代减法。
上海在2007年曾推出70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乘车的政策，原本这项敬老福利是为老人出行提供方便，但客观上造成老人不外出就不能享用免费乘车福利的心理，诱导大量非理性出行的流量负担，一些问题也相伴而生：乘客量大增、上下班疲惫的年轻人因为没有给老人让座而产生冲突的事件时有发生。
自去年6月开始，上海决定停止70岁以上老人免费乘车的做法。这可以说是一个直接的减法，但上海在实施过程中改以货币化直接补贴的方式，把交通等方面津贴直接打入老人的卡中，并把70岁的门槛降到65岁，增加受益群体。如此一来，既缓解了老人集中出行的问题，又不会产生反对新政的利益群体，成功让减法转变成达致双赢的加法。
当然，减法在公共政策中，并不都是负面的选项，有时也会带来加法的增量，显现积极成效。比如，减税一般会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加法效应”。尤其在当下的创业创新热潮之下，起步公司、新兴企业或是研发行业，用减税减负的减法思维，肯定能够激发企业发展的加法。在社会管理领域，政府权力的“减法”往往也能换来社会的活力、市场的活跃和思维的活泼。
何时做加法，何时做减法，是一门公共管理的艺术，需要智慧，需要眼光，需要技巧，更需要视野。
加法或是减法，不一样的切入角度，体现不一样的心态和思维逻辑，直接决定了最终的成败。若一开始就没有这种意识，还认为是在所谓的小事和细节上处理失当，最终不是顾此失彼，就是捉襟见肘，甚至民意反弹、招致满城风雨，真的就是既没实现目标，反而“自损八百”了。
（作者是新加坡报业控股新兴市场副总裁 zhouzc@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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