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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伟彬:再见梁振英 祝福林郑月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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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国家的统一,北京对香港、台湾都许下了“维持现状”的承诺。在香港是“一国两制”,在台湾则是“九二共识”。但无论是一国两制,或是九二共识,其首要前提都是“一中”的地位不可挑战,亦即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了中国的主权。主权至上,主权第一,无论是上世纪80年代的港英政府,抑或是现在的香港、台湾的“独立”势力,都不能将其当作挑战的目标。甚至强大如美国政府,亦不能将“一中政策”视为双边关系的谈判筹码。

但这在香港还是有很多人不能理解。“一国两制”在表面上的对等,让北京与香港之间产生诸多矛盾,以至今天北京对香港的态度,终于从最初的“河水不犯井水”,发展到“全面管治”。虽然北京大学学者强世功等人的解释认为,北京所说的“全面管治”,是“全面的管辖权”,是主权的另一种说法。但这种说法毕竟还是让人对香港的“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产生了怀疑,让人不得不怀疑,未来香港的命运究竟会如何。

如果说台湾最大的价值是民主,那香港的最大价值则是法治。既然香港是为中国主权的一部分,香港无权挑战,亦不可能挑战,那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维持现状”,维持香港的法治。

虽然在一些人看来,发展出香港的民主才是最理想的状态,但在“一国”的前提下,香港想要发展出完全不同于大陆的民主制度,恐怕并不现实。对于北京而言,香港的制度形式,排在国家安全之下。眼下香港的治理已经被纳入到国家安全的范畴内,以现在部分香港人的民主诉求,可能对北京形成挑战,也可能被视为危及国家安全。因此,在香港的治权需要北京授权的情况下,在可见的未来,这种诉求并不现实。最好的状态,莫过于继续保持香港的法治,建设香港的法治。

但即便是这样的目标,也需要很多人去拼尽全力。虽然香港的法治仍然存在,但其面临的挑战却是越来越多。事实上,很多香港社运人士的诉求,亦不过是对其公民权利的保障,其权利不受随意侵犯。但诸如“铜锣湾书店事件”,让很多香港人不得不怀疑,是否连这样的基本公民权利也得不到实现。

香港法治面临的危机,很大程度上在于近年有越来越多“非制度性”的因素不断侵入。在行政主导之下,香港特首拥有的巨大权力。无论是在立法上或司法上,特首都拥有很大的权力影响立法议题、部分法官任免等。整体来看,就是缺乏进行制衡的力量。

换句话说,一旦特首利欲熏心,完全有可能将香港变成一个人治社会。而在过去数年里,梁振英正是这样做。弱势的梁特首依靠行政上的权力,在公务员系统中党同伐异,使得香港公务员系统崩坏。香港出现的若干社会事件,包括饮水安全问题等,已经反映出公务员专业水平、行政水平的严重下降。香港的治理能力越来越差了。

此外,公务员的政治化也是一大问题。过去,香港公务员保持政治中立性,但在过去几年里,却变得越来越政治化,越来越像是专门为政治服务的。就此而言,梁振英对香港公务员制度的破坏巨大。

香港社会一直以来贫富差距巨大,发展空心化,经济豪门化,社会上存在着大量的怨气。经历了诸多政治上的纷争之后,“港独”出现,社会撕裂更加严重。在这种情况之下,港府的治理能力下降,公务员专业水平下降,行政能力下降,香港的发展可想而知。

现在,在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梁振英终于要卸任。但愿新特首林郑月娥能重新修复香港社会的裂痕,能够避免重走梁振英的路线;在香港与北京之间,扮演好沟通的角色,让北京不轻易干预香港治理,让法治继续治理、主导香港社会。无论是出于对“一国两制”的实践,还是出于对香港社会的保护,让法治发挥主导作用,特首的行政权力主动让步,避免过多干涉,或许香港还会有出路。

或许,在一些人看来,北京强势管治香港已是定局,香港只能自求多福。如果香港真的只能自求多福,那么这个福,就是香港的法治。

作者是广州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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