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冲,李富贵：中国现代化与新加坡的渊源至深

近日，中国国内公众的眼球纷纷被新加坡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儿女的家庭纠纷所吸引。外界震惊之余，认为“没必要向新加坡学习”的声音日益响亮，甚至据此腹诽起新加坡的选举政治，这难免有失偏颇。殊不知，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的保守大门被西方船坚炮利的军舰敲开，开始睁眼看世界，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历经了向西方学习的三个阶段，其中与新加坡的历史渊源至深。

第一阶段是洋务运动至抗日战争期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统治者痛定思痛，决定“师夷长技以制夷”，从而开始了“洋务运动”。学西方本来应该是直接面向西方的，可甲午战争被日本打败了，于是认为日本是学习西方的成功典范，走“曲线救国”的路线，通过学习日本而向西方学习，为此派遣了大量学生留日。清帝国派出的公费留学生，不少变成了帝国的掘墓人；新文化运动中的领袖人物基本上都是留日学生。因此，中国对西方自由民主的理解，很多是从日本“转道”来的。

这种迂回路线的学习，带来了诸多问题。比如中国搞的百日维新、君主立宪，却像日本一样都是效忠皇帝。日本曲解了西方的自由主义，在废藩制宪、消灭诸侯、“大政奉还”中实现天皇集权，却走向了军国法西斯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