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赟：新儒家与文化沙文主义

今年3月末，在哈佛大学举行的“燕京学社思想史工作坊”上，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创院院长葛兆光先生，发表了文章《异想天开：近年来大陆新儒学的政治诉求》。但学界之事向来少为人知，直到7月1日经作者授权在网络上公开之后才一石激起千层浪。日前与一老友聚餐，他也提到葛先生还曾专门来信问他对此文之意见，可见其本人也对此文极为重视。

在葛文之中，他首先借助近年来大陆新儒家运动的一些令人瞩目的事件来说明问题，其中就包括去年在新加坡出版的《中国必须再儒化：大陆新儒家新主张》一书。这些事件的关键在于，大陆新儒家已然摆脱了过去海外新儒家的影响，不甘坐而论道，而渴望通过“给执政党重新建立合法性”，来实现“参与国家政治与制度的设计” ，并建立政教合一的“儒教国”。

大陆新儒家主要是在改革开放后，受到海外新儒家的启发才得以重生。当时借助文化热的余威，并顺从当时对西方文化思想接受度较高，并能作自我批判风气的影响，因此常以西方思想为工具来解读传统儒家，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传统关怀与社会批判的统一。然而正如葛先生所言，1980年代末的重要事件成了分水岭，再加上近年来中国经济实力日益增强，以及政治内向风气日渐浓重，所以新儒家乘着中国崛起的大势，在“百年历史的悲情记忆、当下崛起的亢奋情绪和思想论述的逻辑惯性的驱动下，走了一条他们可能自己也没有想清楚的极端主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