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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事实都指向一个古老课题：权力没有制衡的可怕。
启动文化大革命的1966年5月16日《5.16》通知文件直到一年后才在《人民日报》发表，距今整整半世纪。翻天覆地的文革暴风雨不是从天而降，在此之前，中共建政以来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和整肃，已经酝酿着文革的土壤。这一土壤上承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思维与习性，下接近代引自欧洲的共产主义极权统治方式，在毛泽东手上产生意想不到无缝对接的魔法效果。
中国学者杨继绳大学时代亲身参与过文革，并在之后的新华社记者生涯中采访文革过程，晚年投入精力整理当代历史。继写作记述三年大饥荒的《墓碑》之后，去年底出版的《天地翻覆》（香港天地图书）90万字皇皇巨著，以大量文献资料和档案记录，将文革发生的前因后果细细道来。在许多中国人已经遗忘或一知半解的今日，尤其是东南亚许多曾经深受影响的华人来说，本书很多环节的记述令人触目惊心，却也逼迫着读者自问：酿成惨祸的土壤是否依旧？什么样的土壤才能建设合乎人性的家园。
作者开宗明义指出，对文革的探究和反思是为了“弄清邓小平时代及后邓时代社会不公、政治腐败的原因和寻求摆脱社会危机的出路。邓小平时代及后邓时代的官僚制度是文革前官僚制度的延续。”因此对文革的研究要突破中共中央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该决议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错误和毛泽东思想加以切割，目的是借由思想的延续避免政治信仰崩溃，维护官僚统治集团的利益。但这一来却使得执政党在政治上失去正当性，违背历史事实。
很多关心中国的海外（特别是东南亚）华人因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而忽视结构性的体制缺陷其实延续至今。
中国大陆在中共统治10年后开始进入大动荡，在“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下，经济等政策错误首先导致连续三年的大饥荒，在气候正常、没有瘟疫、没有战争的情况下，3600万人活活饿死（包括其他非正常死亡）――此为杨继绳估计，这方面各家研究不一，从2000多万到四五千万不等，例如赵紫阳幕僚陈一咨根据中共党内秘密报告认为在4300万至4600万之间。期间甚至出现大范围的“人相食”。由于军事与官僚系统在建政十几年间即完成对中华大地绵密的垄断与控制，因此大大小小的镇压使得民变无从萌芽。
毛泽东在闯祸后退居二线，由刘少奇等人收拾烂摊子，但毛权威不变，不仅没有问责这回事，满朝文武包括周恩来与后来被他整死的刘少奇，继续千年不变的积习，对他奉若神明，他则处心积虑部署煽动群众造官僚的反。毛这种权威乃是多年来党内高层有意无意集体造神的结果。例如林彪说的：“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周恩来更把对毛效忠视为晚节：“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销。”
在一片愚忠下，刘少奇1966年主持会议通过“5.16”通知，却没想到这就是后来打倒他自己的开端。
毛泽东的统治手法使用大量含混的政治语言掩饰其真实意图，这些词语很多谈不上清楚定义，随需要而变换其意义，因而从高官到底下的人只能摸着石头做事。这种“天威难测”的统治术，在长期神话营造的氛围下，造成人人自危，相互啃咬厮杀。毛利用全国无知的中学生以蛮劲斗争官僚系统，官僚系统（包括军队）则试图抵抗反击。毛甚至要求将工人和学生“武装起来”对抗官僚，将兵工厂里的武器送出去。1967年中，重庆爆发全面内战，双方出动坦克和船舰，整个7月和8月，全市每日炮火连天，犹如再一次抗战。同样激烈的是广西，许多地方血流成河，“妇女未断气，又补了一枪。2岁小孩大哭，用石头砸死”。非洲卢旺达大屠杀，不过如此。
文革之祸虽过去半世纪，很多档案仍未公开，包括死亡人数。官方虽基本否定，民间仍有余孽之情，少数“文革也有好处”的声音，恰恰证明民族没有对自己的历史进行灵魂的洗涤与彻底的反省。改革开放在明年迈入40周年，然而物质上改天换日的变化，有伴随除魔祛魅、复归人性的政治文明，深入执政党的精神与心灵吗？几年前还有人大搞唱红打黑，掠夺民间财富，而竟然还能聚集大量人气，甚至为夺权差点爆发内战。
所有事实都指向一个古老课题：权力没有制衡的可怕。如果毛泽东没有在政治需要之外被彻底检视与批判，反倒成了供收藏的艺术品，这给整个民族带来的教育是什么？是独裁之路可以继续走？但独裁、极权，真的不是民族出路。
本书许多细节和案例丰富又残酷，虽男子汉亦读之反胃，但立论中肯持平，不可多得。唯作者对史料解读后却给了毛泽东一个“疑点利益”，认为他发动文革是基于内心深处浪漫的乌托邦理想。对此，笔者掩卷后的直觉是，这一论断无疑也是浪漫主义的极致。
（作者是本报编辑组副主任 tanet@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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