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鱼忘筌
如果社会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来体现对技术和经验应有的尊重，就很可能削弱人们对工作的自豪感。
本地艺人庄米雪日前在社交媒体贴文，批评国人对工作得过且过的心态。她说：“他们不检查自己的工作，不关心做出来的结果如何，不会费心去精益求精，不愿意把工作做得更好。那是一副‘关我何事？我又不是为此拿高薪’，或‘干嘛多付出？也没有给我加薪’的态度。我并不是说我们没有或不会犯错，但为何不对我们的工作多一些自豪感呢？”
贴文引发了热议，很多人同意她的观点，并分享自己日常生活碰到的情形，无论是工作上遇到不上心的同事，或者作为消费者“遇人不淑”，所购买的服务或商品货不对办。一些更质疑为何国人无法像日本人那样敬业乐业，如德国人那样精益求精。地铁最近继续频频误点，组屋电梯操作失常甚至致死乘客的新闻，似乎也印证了这种漫不经心的工作态度所带来的恶果。
但是也有人不完全赞同庄米雪的说法，特别是她说：“因为这不应该完全是为了钱，对吧？金钱上的回报当然是很好的，但是我更明白当观众喜欢我们为他们所准备的节目，我就有成就感。”有批评者指出，庄米雪认为金钱回报不重要，似乎有些“何不食肉糜”的味道，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像她那么幸运，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更多人只是为了养家糊口而被迫工作，无法奢谈工作成就感。
庄米雪所反映的国人对工作缺乏责任心的现象，尽管不应该以偏概全，但是说它不普遍，好像也不尽正确。如果认为这是个值得关注的现象，首先要问的当然是原因何在；而答案必然就见仁见智了。就如很多人赞同庄米雪的抱怨，但也有人持保留意见一样，对于国人工作伦理的流失，恐怕不易简单概括。
拿日本人与德国人作为对比的标准，或许会流于文化决定论。很多学者会提醒说，文化有时是最缺乏解释力的因素，就好比中国在19世纪沦为半殖民地，儒家文化一度成为代罪羔羊；以日本为首的亚洲经济复兴，特别是1980年代的四小龙崛起，也一度归功于儒家文化。当然，文化并非全然毫无关系，相对于盎格鲁撒克逊社会个人主义的盛行，日本和德国社会确实更注重集体利益，也更尊重亲力亲为的工匠精神。但是要解释本地工作伦理弱化的现象，或许还是得从更具体的因素去探讨。
良好的工作伦理经曾被当做是新加坡成功的要素，政府在政策上注重教育、贬低福利、突出竞争，无不在培养勤奋刻苦的社会风气。建国一代的领导人始终坚信，如果新加坡不出类拔萃，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他们因而改造英殖民政府的公务员队伍，把它变成一支为各国所称羡的高效率劲旅，从政策的规划到落实，新加坡公共服务的实力有目共睹；新加坡在短短数十年间，从第三世界蜕变为第一世界国家，公共服务功不可没。
为什么公共服务的工作伦理，并没有成为全民的缩影呢？是不是因为公务员，特别是精英公务员的收入高、社会地位优越；而这些条件并非各行各业所共有？若答案是肯定的，那工作态度和金钱报酬的因果关系显然不容忽视。公务员相信也应当会敬业乐业，然而若拿掉了高薪和社会的尊敬，最终的效果是否还会一样？
况且新加坡的成功发展，并非单靠公共服务，如果没有敬业乐业的劳动队伍，就不可能持续吸引全球资金不断前来投资。而如果此前的发展是因为国人积极的工作态度，为何今天的工作伦理却似乎不如从前？到底是什么条件改变了，导致社会原本良好的工作伦理也跟着改变？是因为年轻一代的价值观不一样了吗？每一代人固然有属于自己的流行文化和价值观，但是没有显著的证据表明，当代青年比他们的前辈好逸恶劳。
人们失去了对自身工作的自豪感，是否与他人对这些工作失去了应有的重视和尊重有关？孔子最欣赏的学生颜回，一生安贫乐道，完全不在乎物质上的艰苦，全心追求心灵人格上的完善自足。苛刻地说，这恐怕也有违孔子所强调的中庸之道。人们固然也可以不顾他人的看法，全然从完善自己的理念，实践敬业乐业的精神。可是一般人总需要旁人对自己的工作有所肯定，无论是金钱上的回报或态度上的尊重，才可能催发再接再厉的动力。
建国总理李光耀就曾经对所下榻的东京帝国饭店内的擦鞋匠，一丝不苟地把客人的鞋子擦亮的敬业态度，留下深刻的印象。熟悉日本情况的人应该都会同意，擦鞋匠并非孤例，因为日本社会普遍尊重劳作，而且也相信职业不分贵贱，重要的是各尽本分，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这种对技术和经验的尊重，促使人人都自然尽忠职守，努力做好分内的工作。德国产品享誉全球，想必也出于相似的理由。
如果社会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来体现对技术和经验应有的尊重，就很可能削弱人们对工作的自豪感。当前国人对工作的消极态度，是不是因为各行各业都流行外包，而且价低者得。资深员工的经验和技术不再是资产，他们的薪资反而被视为是高成本的负担。公务员体系至今还能幸免，但是一些公共服务的廉价外包，是否也是地铁瘫痪、电梯失灵现象越来越常见的肇因？
孟子说人必自辱而后人辱之，如果社会不尊重工作，又怎么能期待人们把工作做好呢？
（作者是本报言论组主任 yapph@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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