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楚琳:忘记了

声声慢

劫后余生的那一代人慢慢消失了。伤口复原了,二战的教训也渐渐淡化了。

我的二战启蒙来自美国电视剧《战斗》(Combat)。每周看一集,爸爸躺在沙发上,我和弟弟偎依他身旁,随片头波普式的迫击炮及炮轰的轮廓初现荧幕上,跟着幕后旁述员以激昂的声调说:“战斗,领衔主角——维克莫罗,和——里克杰森!铛铛珰珰,铛铛,铛铛铛,铛,铛——”。

《战斗》里的美兵的作战技巧总是比德军高明,他们出奇制胜以寡敌众,而德兵虽然军服笔直,长靴滑亮,打起仗来不只是笨手笨脚,有时还故意站起来给美军打死。这种黑白分明的叙述,给小孩灌输的二战敌我概念十分明确。美英法(+中俄)=联军,战胜者、好人。德意日=法西斯纳粹轴心,侵略者、坏人。

不过《战斗》讲的是欧陆战场的故事,不讲日本皇军吞噬亚洲的事情。我是看了BBC同时期制作的一套纪录片后,才知道纳粹屠杀了600万犹太人;才知道新加坡也被日军打败,沦陷后还有可怕的大检证,从大人的口中才发现,原来我祖父的命还是在千钧一发的一个莫名其妙的一刻里捡回来的。儿时想象力太丰富了,我摄取了荧幕里看到的影像和故事,将它融为己有,祖父的经历仿佛就在我身边喀嚓而过。

这可能是我热爱历史的泉源,我学习历史始于14岁,从未中断,在大三那年还特别修了一科二战史。二战是人类史上一场浩劫,人性与道德的崩溃,我觉得它一直影响着我的人生与世界观。

念书的那个时代,二战著作主要是军事学家写的,我感兴趣的是人心怎么被暴力和极端主义蒙骗,而做出当时非理智的行动。这方面的研究当时还不发达普遍,电影反而能够表达出人际的矛盾,情感的牵系,给予观众想象的空间。我看战争片来了解战役和重大政治事件,顺便还可以审查它的历史符合度。虽然影视不能完全取代文本记录、著述及纪实媒体(如口述历史、历史档案),有心而聪明的导演大体上都会尊重史实,做好功课,熟读各类资料来酝酿出自己的想法与诠释,从而创造永垂不朽的杰作。

上世纪中叶以后,英美片厂体制所拍摄百看不厌的大型战争片如《最长的一天》《桂河大桥》姑且不谈,罗伯特·奥特曼(Robert Altman)为《战斗》首季导的几集中,就有黑色电影风格的反战精神。而不入主流但是刻骨铭心、耐人寻味的反战片,在更早时出现于战败国日本的影坛上。日本“影坛四骑士”之一市川昆在1956年及1959年拍的《缅甸竖琴》和《野火》,描述的尽是日本逃兵弃兵在东南亚战场上的经历,来批判军国主义所带来的人祸,也可说是给无数极端民族主义牺牲者谱写的追魂曲。

此后再过40多年,我们才等到一个勇气十分的老导演松井稔。他说服了14名老皇军,对着镜头回述他们在中国东北和南京如何从臭乳未干,见血即晕的无知少年,在军官同袍怂恿及恐吓之锻炼下,变成杀人不眨眼的魔鬼。此片《日本鬼子》(2002年),长逾两小时,镜头没动过,几张黑白档案照在开片时用来解释概况历史背景除外,14个老人轮流阐述他们在华大开杀戒的经历。不修饰,不配乐,无故事线,平铺直接的剪辑。没有别的画面,因为单是老人口里说出来的话,就已经够暴力血腥了。我记得当时看字幕,有几段是老兵形容他戮杀妇孺时,一刀砍下,血溅四周的情景,我感到噁心无比,闭上眼,简直读不下去了。倘若在日本能有更多人拿出勇气和耐心去看这部片,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人数相对地必定也会减少。有时候,当面对峙恶魔所感受到的冲击,会比文字来得强烈。

今年是美军介入二战战场,亚洲整体沦陷之75周年。卢沟桥事变的80周年。市面上应运而有了许鞍华的《明月几时有》及克里斯托弗●诺兰的《敦克尔克大行动》的战争片。前者凑着香港回归20周年,讲述香港人日据时代打游击战,冒险勇护中国知识分子文学家安全从港回陆的事情。后者是英军在1940年不敌德军闪电攻势,从一个暑夏度假胜地的海滩遣回40万兵卒的故事。英军当时孤军作战,欠兵缺火,是民间出动自家的船艇渔船,日夜来往英吉利海峡连续九日,才将30多万的士兵营救回国。这两套影片都向小市民小人物致敬,连退兵也能得到英雄式的欢迎,有人对他们说,活着回来也是一种胜利。我想起祖父死里逃生,带着一家大小继续活着。活着不也是一种抗日的形式吗?

劫后余生的那一代人慢慢消失了。伤口复原了,二战的教训也渐渐淡化了。新纳粹分子可以卷土重来,在美国公开上街游行滋事,喊着绝不让犹太人取代我们的陈腔滥调。背包游客在柏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广场上,洋洋得意摆pose自拍练瑜伽,在德国国会前行纳粹敬礼。我们这里则将二战纪念馆以“昭南”为名。这些小动作不但对二战罹难受害者不敬,也亵渎了成千上万活过来的芸芸众生。这浮生里头有你我的祖父母、人家的亲朋好友,和用生命为我们换来和平的勇士们。

(作者是博物馆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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