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裕林:变中求变的能耐与智慧

狮城脉搏

2013年9月18日,我在《联合早报·言论》发表《变与不变的治国智慧》一文,探讨如何明晰与维续成功建国的核心思想、发展战略与策略,全方位的认清后李光耀时代必须作出的改变,及其所需的战略与策略的调较。由此因变与不变,必须确立的产业结构、社会政策、政治生态、社会治理以及应对国际格局改变带来的新思维、新格局、新需求。

一句话,改变是后李光耀时代的主轴。形象的比喻,就是不要在倒掉洗澡水时也把婴儿倒掉。

四年过去了,新加坡在变与不变的演化中,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进程?检视当下新加坡的综合国力与改变的力度、深度与广度,便可窥探出端倪。

这可从两个层面解读。一是不论从新加坡的发展进入新常态,还是从国家转型的新定位出发,原先梳理与确定的改革议程,是否呈现足够的发展动力,以确保这种变革的顺利推进;二是随着改革历程的推进与国内外情势的改变,变中有变,又为变与不变带来了怎样的冲击?

就变与不变的发展需要看,这期间,人民行动党政府所作出的改变,从宏观到微观;从战略到政策调整;从转型路径到方案选择;从发展策略变通到执行推广,无不显示力求改变与创新。可是,尽管政府作出种种努力,事态的发展却依然涌现差强人意的态势。

最能说明问题的症结莫过于,经济转型举步艰难。这可从政府从2010年经济战略检讨的出台,到未来经济委员会的成立与拟定方案的公布,再到成立未来经济理事会的推动,加上后期数码科技的颠覆冲击,转型困难重叠,不言而喻。

从国家的发展需要看,如此情况,到底是变化快过改变,还是改变的能力落后于发展,无疑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然而,现实的新加坡已无暇去争辩谁对谁错。行动党政府必须拿出真本领,做出好成绩,才能取信于民。

至于变中有变而衍生的变中求变需要,就更是后李光耀时代谋求变革的新挑战。

既然转型面对困难重叠,变革的动力出现落差,新加坡要如何加速改变的力度、深度和广度,就不能不从宏观领导能力着眼,寻找解决方案。这里有必要跨越政府体制和机制设置的现有思维框架,立足于扩大强化变革进程着眼,而不仅仅依赖既有的机制和框架。打破固有的局限,也许才是迎战困局的另一选择。说白了,就是集中国家的精英专才,而不应仅仅依赖代际相传的思路谋求问题的解决。

变中求变的成败,并不是能否跟上时代,追上潮流。关键的问题还在于,能否在新时代的大势中,寻找到能让新加坡持续发展的空间,乘大势搭顺风车的同时,不失自己的独特性;迎合潮流中,不失营造持续繁荣与富强的竞争优势;在竞争加剧的态势中,突破局限,开创新的增长动力。

行动党政府虽能指出变革的方向和路径,治国却更需要解决问题的前瞻性视野和运筹帷幄的高超领导能力。作为治国者,冷静反思过往的成败得失,应可找到后李光耀时代承前启后的新动力。

新加坡成败的另一严峻挑战,就是应对国际格局改变的应对得法与否。一方面,西方世界涌现的反全球化,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对现有世界格局与规则的冲击,无疑是几十年来的巨变;另一方面,中国崛起引发的国际和地缘政治博弈,则为新加坡的生存与利益,笼罩着新的疑云迷雾。在这动荡不拘的演变中,如何梳理出既能维护新加坡核心利益,又能游刃于世界格局剧变新常态下的情势,高超的外交战略思维,显然需从李光耀时代的实践中寻找智慧。

毫无疑问,区别李光耀时代与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国际生存空间,不仅是综合国力、发展态势等作为战略思维的依据;背负的使命感,更需思考发展空间被挤压引发的对策。能否具有前瞻性的大视野与大格局,显然才是问题的根本。如今亟需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跨越思维盲点,才能延续李光耀时代战略思维的智慧。

时代不同,引发格局改变。综合国力发展趋势差异的情况下,战略思维也必须与时并进。顺势而为,还是逆流而上,并非国家的唯一选择。领导艺术和政治智慧的最高表现,取决于能否看得远、想得深、跟的紧、做的实。光有理想不会成就新加坡,唯有理性务实才是国家之福。

作者是本地政治观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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