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城脉搏
2013年9月18日，我在《联合早报·言论》发表《变与不变的治国智慧》一文，探讨如何明晰与维续成功建国的核心思想、发展战略与策略，全方位的认清后李光耀时代必须作出的改变，及其所需的战略与策略的调较。由此因变与不变，必须确立的产业结构、社会政策、政治生态、社会治理以及应对国际格局改变带来的新思维、新格局、新需求。
一句话，改变是后李光耀时代的主轴。形象的比喻，就是不要在倒掉洗澡水时也把婴儿倒掉。
四年过去了，新加坡在变与不变的演化中，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进程？检视当下新加坡的综合国力与改变的力度、深度与广度，便可窥探出端倪。
这可从两个层面解读。一是不论从新加坡的发展进入新常态，还是从国家转型的新定位出发，原先梳理与确定的改革议程，是否呈现足够的发展动力，以确保这种变革的顺利推进；二是随着改革历程的推进与国内外情势的改变，变中有变，又为变与不变带来了怎样的冲击？
就变与不变的发展需要看，这期间，人民行动党政府所作出的改变，从宏观到微观；从战略到政策调整；从转型路径到方案选择；从发展策略变通到执行推广，无不显示力求改变与创新。可是，尽管政府作出种种努力，事态的发展却依然涌现差强人意的态势。
最能说明问题的症结莫过于，经济转型举步艰难。这可从政府从2010年经济战略检讨的出台，到未来经济委员会的成立与拟定方案的公布，再到成立未来经济理事会的推动，加上后期数码科技的颠覆冲击，转型困难重叠，不言而喻。
从国家的发展需要看，如此情况，到底是变化快过改变，还是改变的能力落后于发展，无疑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然而，现实的新加坡已无暇去争辩谁对谁错。行动党政府必须拿出真本领，做出好成绩，才能取信于民。
至于变中有变而衍生的变中求变需要，就更是后李光耀时代谋求变革的新挑战。
既然转型面对困难重叠，变革的动力出现落差，新加坡要如何加速改变的力度、深度和广度，就不能不从宏观领导能力着眼，寻找解决方案。这里有必要跨越政府体制和机制设置的现有思维框架，立足于扩大强化变革进程着眼，而不仅仅依赖既有的机制和框架。打破固有的局限，也许才是迎战困局的另一选择。说白了，就是集中国家的精英专才，而不应仅仅依赖代际相传的思路谋求问题的解决。
变中求变的成败，并不是能否跟上时代，追上潮流。关键的问题还在于，能否在新时代的大势中，寻找到能让新加坡持续发展的空间，乘大势搭顺风车的同时，不失自己的独特性；迎合潮流中，不失营造持续繁荣与富强的竞争优势；在竞争加剧的态势中，突破局限，开创新的增长动力。
行动党政府虽能指出变革的方向和路径，治国却更需要解决问题的前瞻性视野和运筹帷幄的高超领导能力。作为治国者，冷静反思过往的成败得失，应可找到后李光耀时代承前启后的新动力。
新加坡成败的另一严峻挑战，就是应对国际格局改变的应对得法与否。一方面，西方世界涌现的反全球化，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对现有世界格局与规则的冲击，无疑是几十年来的巨变；另一方面，中国崛起引发的国际和地缘政治博弈，则为新加坡的生存与利益，笼罩着新的疑云迷雾。在这动荡不拘的演变中，如何梳理出既能维护新加坡核心利益，又能游刃于世界格局剧变新常态下的情势，高超的外交战略思维，显然需从李光耀时代的实践中寻找智慧。
毫无疑问，区别李光耀时代与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国际生存空间，不仅是综合国力、发展态势等作为战略思维的依据；背负的使命感，更需思考发展空间被挤压引发的对策。能否具有前瞻性的大视野与大格局，显然才是问题的根本。如今亟需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跨越思维盲点，才能延续李光耀时代战略思维的智慧。
时代不同，引发格局改变。综合国力发展趋势差异的情况下，战略思维也必须与时并进。顺势而为，还是逆流而上，并非国家的唯一选择。领导艺术和政治智慧的最高表现，取决于能否看得远、想得深、跟的紧、做的实。光有理想不会成就新加坡，唯有理性务实才是国家之福。
作者是本地政治观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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