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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据《联合早报》披露，新加坡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拟修订《个人信息保护法》，放宽商家使用个人信息的条件。这一消息令人振奋——它将推动商业信息共享和创新；也不得不令人提高警惕——它将牵一发而动全身。
新加坡在大数据治国方面曾领跑亚洲，在21世纪初就快速建立了一套万维信息触角，命名为“风险评估和全景扫瞄”（Risk Assessment and Horizon Scanning ，简称RAHS）。RAHS原意是通过全社会的数据共享和挖掘以发现恐怖袭击、流行病疫情等突发事件的“信号”，做到未雨绸缪、预防治理。
该系统将收集所有方式的电子记录——电子邮件、通话记录、互联网搜索、机票预定、酒店预定、信用卡交易记录、医疗诊断报告；随后，根据预先确定的恐怖主义策划情节，寻找可疑的袭击分子在数据空间留下的脚印。这一设想将锁定那些处于策划阶段的恐怖分子，并向安全部门发出警告。
随后，该系统功能不断扩大，大大超出情报和反恐的范围，逐步推广到政府管理的各个领域。比如用它来规划政府采购周期和预算、预测经济走势、调控房地产市场、掌握大众的生育态度变化、为移民政策提供咨询，以及为学龄儿童制定教育计划等等，无所不包。老实说，该系统对“新加坡速度”的贡献功不可没。
当人们在享受信息时代的种种便利时，不得不经历对隐私权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和伦理道德问题。诚然，对隐私权的直接侵犯是文明社会法律明文禁止的。具有挑战性的话题是对隐私权的间接侵犯，让人防不胜防，因为数据整合往往会产生“1+1>2”效果。两组分别貌似安全且不相关的数据，一旦整合相连，可能会得出意想不到的结论，比如把某人的行为节点（碎片化的信息记录）的痕迹连贯起来，就能再现某人的生活轨迹。
再如，政府部门基于业务的需要，建立单个的信息系统是合理有用的，对个人隐私可能无伤大雅；但一旦通过自动化的技术把各个信息系统整合连接起来，就会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逐渐蚕食我们的个人自由。因为各个系统之间的数据可以彼此印证、相互解释，个人隐私就无所遁形了。
毫无疑问，政府是事实上最大的信息生产、收集、使用和发布的单位，是社会的信息枢纽；商业渠道获得的信息是数据的第二大来源。所以一方面要防止政府滥用信息的腐败，同时也要警惕的是，互联网巨头也会成为私人组织中的信息垄断者。这也是一种新型的垄断形式，同样可以向信息使用者收租。
垄断信息，也意味着垄断了知识的源头；当其利用网络掌握的大量私人信息进行市场交易时，就产生了一种新型的腐败——信息腐败。这种腐败的危害面更广，且不易察觉，损失无法计量。所以政府应该未雨绸缪，在防止私人组织滥用信息去谋利、实施威胁勒索、信息绑架方面制定严厉的监管法律。
如同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一样，任何组织都有滥用信息的可能性，政府工作人员滥用个人隐私数据屡屡见诸报端。所以，信息安全将成为继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之后的第三大安全需要；而政府既要保护公民的“数据权”，又要保护公民的隐私权，这是对大数据时代政府管理的重大挑战。
新加坡是全球第一个制定智慧国蓝图的国家，先在2013年使《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生效，构成智慧国战略的一项基础，随后才在2014年公布“智慧国家2025”的10年计划。这也印证了保护个人隐私的至关重要性。
诚然，并非所有与个人相关的数据都属于隐私，至于何种数据才算隐私？要区分清楚并非易事。某种程度上来说，如何界定私人信息与公共信息（或者说在信息世界如何划分私人范畴与公共界域）、哪些信息可以公开、如何公开，无疑会兴起一场启迪民智的全民大讨论，将见证政府与公民的共同进步。其意义可比肩于启蒙运动，同样都是基于个人自由权利与公共权力的重新划分，这也是民主社会的基石。
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将成为一种权利，数据开放将成为一种潮流。开放共享政府的数据，是信息时代世界各国一项基本的公民权利，也赋予民主新的内涵。英国前首相卡梅伦提出了“数据权”（Right to Data）的概念，认为它是信息时代每一个公民都拥有的一项基本权利。民主政府理应保障公众的“数据权”；唯有如此，才能打开政府运作的“黑箱子”。
所以公民既要学会通过收集、分析数据从而增长知识，还要懂得捍卫自己的数据权、保护个人的隐私数据。笔者曾言道，绩效评估是中国式民主政治的试验场，也是公民参与的一种有效途径；从投诉到投票权的过渡，就是一种民主的培训过程。
当国民懂得自下而上投诉、争取自己的权益时候，民主的意识就开始萌芽了；当公民懂得使用数据并且保护隐私的时候，信息时代的公民社会就到来了；当政府懂得如何在推动数据开放的同时，有效地保护公民隐私的时候，大数据时代的民主政府就初现雏形了。
纵然数据开放共享已成一种潮流共识，但是什么样的数据应该开放？又以什么形式开放？谁来开放？这些在开放之前必须回答的问题，至今还没形成统一的标准和社会共识，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徐国冲是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助理教授
于湃是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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