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文:国民服役是新加坡的遗产和传家宝

狮城脉搏

50年前,我们实施了国民服役制度。在1967年3月13日介绍《国民服役(修改)法令》时,时任国防部长的吴庆瑞问国会议员:“干嘛要防卫新加坡?”今天国民服役已成为新加坡社会、国防和安全的基石,这个问题可能有点怪。我们常忘记了在独立时,马来西亚仍有两支步兵团和海军支队驻扎在新加坡。

今天,国民服役不只是人生进入一个阶段的仪式,更是一次变化、一个许多新加坡男生和他们的家庭,包括女儿、妻子及母亲,在父亲、丈夫及儿子为新加坡的国防、和平及繁荣做出贡献时,给予无私的精神支持的一种生活方式。

根据法律,男人和女人都能被征召入伍,但自1967年以来只有男生须服役两年(过去达两年半)。在服完全职国民服役后,还须以战备军人身份继续服役。一般军士须服役至40岁,军官则至50岁。

自1967年起,超过100万个新加坡人在武装部队、警察部队和民防部队服役。第三代国民服役人员应募入伍时,在他们的祖父和父亲所立下的根基上负起防卫任务。这对新加坡社会的影响是绝对重大的。

在1954年马来亚紧急状态时期,英国殖民地政府曾想引进国民服役制度,触发许多华族中学生抗议反对,导致1954年和1955年发生致命的暴动。

殖民地政府没有理解到,在一个身份认同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人们仍心中牵挂着马来群岛、大中国,或印度次大陆的祖家。在这样的社会中,国民服役的建议招惹极大的反对。英国很快搁置这项征召市民入伍的计划。

独立后并没有让征召入伍受到欢迎。华人有一句老话说:“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但新加坡有能力大大地改变公众对国民服役制度的观念。这是在切实遵守普遍性和公平性的基本原则下,人们改变了想法。普遍性规定所有年轻新加坡男生合格当兵就须应募入伍,而公平性使得每个人都受到平等对待,不管出生或地位。

自古希腊的城邦兴起之日,军人服役和公民权是国家建设的结合体。这个隱喻是非常强大的,特别是对外扩张时,公民在防卫家园时的具体表现,是做出最终极的牺牲。

多数男生服役的新加坡装装部队,已成为新加坡未来领袖的传统训练场地,特别是政治领袖。目前的20名内阁成员有七名是专业军官,他们包括总理李显龙,副总理张志贤,及第四代领导人的陈振声、黄志明及陈川仁。

安全问题始终是独立的新加坡政府和历史学的主导课题。我们在东南亚的独特性形塑了我们的战略焦虑。新加坡是唯一华族在政治和经济上占优势的国家,加上与邻国不安关系的历史,种族、语言及宗教的原始拉力和力量,以及日渐独断及对区域越来越有兴趣的中国的崛起,美国的驻留非常的关键,正如在1967年时那样的重要。

除了主要职责是保卫国家外,国民服役通过培育国家和公民意识来改变社会方面,有巨大的潜能,这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多元种族社会是很重要的。作为提供新加坡社会一个共同的经验,朝向一个共同目的迈进的制度,国民服役将军队、警队和民防部队的服役男女联系起来,不分阶层、种族、语言或宗教。这些制服服役人员是防卫新加坡主权和人民福祉的基础。

国防部长吴庆瑞1967年3月13日在国会解释拟定的国民服役法律时曾说:“没有比参与国防和成为武装部队的一员,更能快速和更彻底的建立忠诚和国家意识。”

虽然军队也被视为是促成种族一体化,来达到国家建设的机制,但政府不断强调,对武装部队的要求,还在国家建设功能之上。

因此,独立时势在必行的工作,是招募更多华人和印度人进入警察和武装部队,以取得一个种族平衡的武装部队。由于在1963年和1965年间在动乱中与马来西亚合并,1964年发生了种族关系紧张和种族暴动,这些都是在引进国民服役三年前发生,建国初始的无经验,新加坡的种族关系相对极化,使得建立种族平衡武装部队的任务极具挑战性。

我们打造一个全面融合的武装部队的工作还未完成,随着我们迈入建国的下一个阶段,这项工作更为紧迫。一支不反映社会种族比例的军队,不会加强武装部队的战备状态及促进国家建设的努力。在另一方面,在一个总体新加坡公民身份认同和忠诚的构架上,对少数族群给予更大的认可和适应,将能加强国民服役在我们社会和国防的中心地位。

对于一个对自己的生存和脆弱性倍感焦虑的社会,国民服役是个重要的制度,需要持久的认可和确保它的持续实用性。当我们庆祝国民服役50周年(NS50)时,这是认可过去和现在服役人员的贡献,及更新国民服役中心地位的时机。

吴庆瑞博士在1967年解释新加坡将能容易地“倒退回到一个殖民地或任何国家要提供保护的卫星国,如果你是处在一个非常脆弱的位置,任何人要处置你,可以向你索取赎金,到时你的人生将会很烦。”半个世纪了,这个基本前提仍继续具有深刻的有效性。

NS50活动的主题为“保家卫国,代代相承”(From My Generation to Yours),象征着国民服役是跨世代的共同遗产和民族精神,以及作为数代人之间的承诺,国民服役人员的职责将从这一代传递给下一代。必然的,国民服役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要求是真实和严苛的,当中还有巨大的牺牲。

这些贡献确保新加坡的安全和主权,在顺境和逆境时维持我们的生活方式。当我们纪念和庆祝NS50时,不断提醒我们的主权不是被施予的,不能视为理所当然。

身为新加坡人是带有某种意义的,如果我们没能力捍卫它,任何关于新社会的大胆愿景都只是空中楼阁。我们是我们主权和生活方式的最好和唯一捍卫者。

作者是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

傅来兴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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