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华贵:为国争光的代价

记者手记

继上一轮赞助商宣传风波之后,本地长跑健将苏睿勇又成为话题。这回是关于他拒绝把部分东运会奖金,捐给新加坡田径总会一事。

26岁的苏睿勇在今年8月的东运会上蝉联男子马拉松冠军。根据新加坡全国奥理会的奖励计划,他可获得1万元奖金,但其中20%须捐给田总,作未来培训和发展用途。

苏睿勇约两个星期前提出抗议,认为田总在本届东运会不仅没有给运动员足够支持,反而因内部斗争和行政疏漏阻碍运动员的表现。譬如苏睿勇声称在吉隆坡的赛前,由于天气炎热决定在背心剪几个洞透风,却被田总技术指导赫尔曼严厉责骂。苏睿勇因此宁愿把这2000元捐给帮助他更多的美国教练罗萨里奥。

另一短跑健将珊蒂谈到在东运女子200米决赛中没能卫冕金牌时,也表示教练胡素珍和赫尔曼的冲突影响了她的表现。东运会之前和比赛期间,田径队选手林宁娜和撑杆跳高选手杨冰洁也与田总秘书处职员有过矛盾。

对于苏睿勇选择通过社交和主流媒体抗议,新加坡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委员黄思绵在接受《新报》访问时,不愿对苏睿勇置评,仅答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但奖金是一种特权(privilege),不是权利(entitlement)。如果有运动员不认同奖金的用意或相关规矩,大可选择退出。”

黄思绵在个人面簿上也写道,当他看到有运动员为了自身利益向媒体投诉,或是忘了能披着新加坡国旗出征比赛是项荣誉与特权,不是与生俱来的权利,就会想起本地首名获颁顾拜旦世界公平竞争奖的运动员刘威延。“威延是体育精神和价值的典范,这比一枚金牌还要珍贵。”

在外人眼里,田总和运动员之间的纠纷很难断定谁对谁错,唯一可看出的是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运动员普遍上似乎无法从田总那里得到充分支持。从本届东运就可看出,田径队的表现落后于其他项目的国家队,在45个项目中仅获两面奖牌。

其实运动员在争取机会代表国家出征比赛的过程中,也何尝不是经历一番刻苦努力,磨练出铁人般的毅力,才有机会闯入决赛?尤其是在重视学术成绩和稳定事业的本地社会,很少父母会鼓励孩子成为全职运动员,每天接受魔鬼式的训练,换来收入不稳定的前途和短暂的职业运动员生涯。如果这就是黄思绵口中的“特权”,那为何不见更多人去争取,我国多年来又为何面对运动人才短缺的现象?

国家机构应当给予运动员全力支持,在不止一名运动员反映相似情况时,或许有必要反躬自省。运动员若把凭血汗换来的奖金一部分捐给各个体育协会,那他们有权知道奖金的具体用途。

田总作为全国性的体育协会,多年来获得新加坡体育理事会津贴,有义务向运动员和纳税人交代。如果组织人员的工作表现不达标,多年来在推广和扶持田径运动上没有突破,那或许应该慎重自我检讨,包括管理层是否须要重组。

相信苏睿勇最在乎的不是有多少奖金进口袋,而是这笔钱给得心不甘情不愿,认为田总没有凭努力换来运动员的尊重。在一些人眼里,苏睿勇或许是个叛逆的运动员,但他这次的抗议行为,起码揭露了运动界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开启了讨论,值得人们去客观面对和思考。

(作者是本报记者 thwakwee@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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