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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燕燕:浴火重生的195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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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战争,人的求存本能会激发出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让幸存下来的人发挥潜能克服障碍,变得足智多谋,并在战后释放出强大能量构建新的世界秩序。

上星期在国家博物馆新展览《见证战争:永忆1942》的开幕礼上访问多名二战生还者,发现这些已迈入耄耋之年的长者,身上都有一种独特的气质,和他们聊天时总能在话语间感受到一股坚韧的生命力。

当中的两人在战后成为我国第一代机师。98岁的何永道是威名赫赫的飞虎队队员,抗战经历充满传奇色彩。80岁的梁长伟在日军占领新加坡时年仅5岁,战争却留给他永远的伤痛。他至今忘不了3岁小弟染疟疾病逝,家人只能到加冷河畔的锯木厂,草率地把小弟置入几块木板钉成的箱子,再放进加冷河的心酸场景。

凑巧的是,第二天我为了寻访李光前昔日的南益树胶厂来到加冷河畔,偶然在水江庙遇到一位孙姓长者。他说早年的加冷河“阴气太重”,他的已故父亲才会和另外三人联合创建水江庙。

面对战争,人的求存本能会激发出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让幸存下来的人发挥潜能克服障碍,变得足智多谋,并在战后释放出强大能量构建新的世界秩序。1950年代应该是这样的一种氛围。

为了即将在10月18日出版的《李光前特辑》,我翻阅不少关于这位先贤的资料,不经意地把目光投向1950年代,在这过程中发现今天熟悉的好些组织机制,例如公积金制度、居者有其屋计划、免费公共图书馆等,原来都是在那个年代奠下基石的。

放眼当时的华社,一直担任华社领袖的陈嘉庚于1950年回中国定居,便把领导福建会馆的棒子交给陈六使。

韩战在同一年爆发,促使胶价在下来两年频频暴涨,让李光前和陈六使这样的橡胶业钜子脱颖而出。不过他们不是只专注于赚钱的富豪,而是从很多方面参与构建战后新加坡社会的华社领袖。

1951年,正当英殖民地政府的立法议会开始辩论公积金概念时,李光前的南益集团已为新马两地员工实施“保养金”制度,让南益员工每月从薪金中扣除5%,南益出10%,一起存入特别银行户头,作为养老储蓄。

英殖民地政府是在1953年11月24日才通过相关法案,1954年1月28日方成立公积金局,迟至1955年7月1日才推行公积金制度。

眼光超前的李光前,早在1952年便让南益的法律顾问林坤德,着手推行他为大众提供的廉价屋计划,实现“居者有其屋”的构想。武吉知马山脚铁路桥旁的“芙蓉园”,便是李光前推行这一计划的铁证。

新加坡政府则是迟至1968年,才开始允许国人用公积金储蓄偿还政府组屋贷款,全面推行“居者有其屋”计划。由此可见,李光前是先行者。

胶价暴涨曾让很多橡胶业者一夜致富,很多人为此夜夜笙歌,把钱挥霍在歌、酒和女人身上。李光前却在1952年3月29日拨出350万元成立李氏基金,开始迄今已超过半个世纪的慈善事业。

同样赚了大钱的陈六使在1953年倡议兴建南洋大学,解决华校生升学问题。为了兴办这所大学,陈六使出资500万元,李光前也捐了104万元。

今天分布在全岛各地,设备舒适完善的国家图书馆,是新加坡最叫人称羡的一种机制;而最早提出免费公共图书馆概念的正是李光前。他在1953年捐出37万5000元给当时的图书馆,规定日后的图书馆必须免费开放给所有人使用借阅。他在1957年8月为史丹福路的国家图书馆举行了奠基仪式。

1958年,李光前倡议成立新加坡福利协会(国家福利理事会前身),还亲自担任主席六年。这个组织奠定了新加坡日后的慈善福利与社会服务机制。

1950年代也是国家意识萌芽,国人争取自治独立,有抱负的新生代开始成立政党和筹组政府的大时代。

偶然把目光投向1950年代,没想到原来有很多事都发生在当年,包括上述被遗忘的历史。1950年离日军投降不过是短短的五年,那正是新加坡历经战火后,犹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激情岁月。

(作者是本报记者 chiayy@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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