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孟达:累死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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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劳死” (Karoshi)这个名词似乎是因日本人而起,也因日本人而更引起世人的注意,报上时不时会读到在日本有关过劳死的报道。

《联合早报》东京特派员符祝慧昨天的报道说,日本公共电视台NHK的一名女记者,因采访参议院选战时疯狂加班,最后是握着手机暴毙于家中的睡床上。此事件发生在四年前,已被当局列为“过劳死”事件。然而,基于该电视台这些年来未曾做出报道,引起死者家属的不满。

报道中的字里行间让人感觉到,NHK没有很好地处理这起勤奋员工“殉职事件”,没有表扬也罢,甚至还想要掩盖。

“过劳死”是日本“加班文化”的产物,这个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始于上世纪80年代,日本的过劳死案例多到已成为一项社会问题,反映出经济繁荣时期,日本企业不断向外开拓市场,日本人博得“经济动物”之称。这个民族的勤奋连德国人也比不上,雇员为争取表现做牛做马,上司交待的工作,时间再紧迫也要努力交差,好汉不怕累死。

80年代中,我曾应日本新闻协会的邀请,到东京上过两个月的课程,对于日本上班族有了一些认识,不管路上、办公室或是地铁车上看到的男性上班族,都是一身深色笔挺西装,脚上的一对皮鞋一定是黑色的。

在一次饭桌上闲聊,从日本人口中得知,当时的日本社会,做妻子的若看到丈夫准时下班回到家,就会怀疑丈夫是否在工作上表现不好,不受重用,不必加班,下班后也不必应酬,太太看了会很担心。因此,日本的男性上班族若是放工得早,就习惯到居酒屋或天桥下的小馆子跟同事喝点清酒,吃点烧烤后,才去赶搭列车,回到家后,妻子看到丈夫那副累到要死的德行就很放心。

日本上班族服从集体,服从企业文化,没有人会拒绝上司给予的任务,这几十年来似乎没有什么改变。另一方面,过去几年来,日本政府和企业也的确是把“过劳死”当一回事加以重视。

安倍政府去年发表《预防“过劳死”对策白皮书》,将加班顶限从100小时降低到60个小时。

白皮书指出,日本有20%的企业属重压行业,因工作引发的自杀案件在2015年就有2159起。这个例子说明安倍政府重视“过劳死”的问题,但在更大层面上反映出,日本多年来在这个问题上的应对策略没有收到显著效果。

今年初,安倍领导的劳动力改革委员会拟定一个工作方式改革实行计划。计划列明,每名员工的单月加班时间不得超过100个小时,二至六个月的加班时间平均不得超过80个小时,全年的加班上限定在720个小时。

日本早在1969年,第一次报道“过劳死”或与因工作过量而死的新闻。一个29岁男性因中风丧命,工作时间长,睡眠不足可能是致命因素。多项调查显示,中风与睡眠不足息息相关,同时也会引发高血压和糖尿病等。

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去年的一篇文章谈论中风问题指出,预防中风是目前最紧迫的事,尤其是工作时间长者,更必须注意控制好心血管问题,以降低中风概率。本地陈淮沁医生去年在《联合早报》主办的讲座上,提醒人们应注重劳逸结合,避免“过劳死”,其死因多因心脑血管、中风、心梗等疾病所致,足够睡眠尤其重要。

近日与一位同样退休了几年的老同事谈到退休后作息的改变,他说,刚退休之初改变了多年习惯,早睡觉早起床,他以为年纪大的人不需要睡得太多;但最近他从一本书上得知,年纪大的人睡眠越长越好,所以,现在又变得贪睡,即使早睡也不会早起,早上十点起床才算对得起自己。

一个人应该睡多少小时也许因人而异,但最重要的是尊重“生理钟”,不管是学生、工人、老板还是退休者,睡得够才是硬道理。

日前宣布的201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三名美国科学家,杰弗里·霍尔(Jeffrey Hall,72岁)、迈克尔·罗斯巴什(Michael Rosbash,73岁)和迈克尔·扬(Michael Young,68岁),表彰他们在研究“生物钟运行的分子机制”方面的成就。

报道说,生物体内的时钟影响诸如激素水平、睡眠、体温和新陈代谢等生理功能。如果生物钟与外部环境的协调同步被打破,就会出现倒时差的不适感。

评委会的声明说:“他们的发现揭示了为何植物、动物和人类能够控制这种生物节律,从而与地球的日夜节律相适应。”

中国2000多年前的老子便已在《道德经》中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理论,一言以蔽之,人的生活作息必须符合自然规律。然而,现代人的生活越来越违反自然规律,就如陶渊明所说的“心为形役”,现代人即使旅游也还带着电脑去工作。

在新加坡“过劳死”似乎不是一个常见的名词,也许给人的错觉是,这在新加坡不是一个问题,但它事实上可能被其他名词所取代,如中风,心血管梗塞、高血压、抑郁症等等,起源大都可能是拼业绩、争表现,办公室做不完的工作还要带回家去做,床上好不容易睡着,半夜却又被没有完成的工作吓醒。

根据日本劳工部的说法,因心血管疾病等死亡的员工,如果他在去世前一个月加班100个小时,或在二至六个月期间加班80个小时, “过劳死”就可能是其致死因素。

新加坡从未为“过劳死”给过一个明确的定义,因此,这问题的实际严重性还有待政府和医学界去评估。

作者是本报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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