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骏：特朗普面临三个陷阱

向骏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三个“陷阱定律”，即“塔西佗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与“修昔底德陷阱”。

“塔西佗陷阱”得名于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Gaius Cornelius Tacitus），指当公权力遭遇公信力危机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由于某种优势达到一定收入水平，却停滞不前的情况。这两个陷阱靠国内的政策应可避开，但“修昔底德陷阱”恐须由中美共同努力才能克服。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还面临着“金德尔伯格陷阱”和“国际信用陷阱”。

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著作《注定一战》（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中，用“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形容新兴大国挑战守成强国过程中所蕴藏的巨大风险。他认为中国的迅速崛起及对美国造成的挑战，使得两国“目前正处于触发战争的碰撞轨道上，除非双方采取艰难而痛苦的行动来避免碰撞”。

《注定一战》总结过去500年的16次全球或区域性的权力转移，其中12次符合“修昔底德陷阱”模式，只有四次未发生战争，其中之一是20世纪初英国和美国的权力转移。至于美中关系，习近平早在2013年11月就曾告诉西方访客“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2014年初，习近平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针对中国崛起与美国、日本等旧霸权国家发生冲突的问题，再次提到“修昔底德陷阱”。他认为大家应该努力避免陷入这个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

2015年9月22日，习近平在华盛顿州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的演讲中指出：“我们要坚持以事实为依据，防止三人成虎，也不疑邻盗斧，不能戴着有色眼镜观察对方。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新型大国关系’有助回避陷阱，要中美避免战略误判。”

稍后新华网更提出“中美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十个理由”，但前提是“如果讲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条件都能具备，陈旧的历史逻辑是可以打破的”。看来中国已为回避陷阱做好准备；问题是特朗普政府准备好了吗？

今年初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指出，“特朗普必须担心‘金德尔伯格陷阱’，也就是中国似乎太弱而不是太强”。国际关系上“霸权稳定”（Hegemonic Stability）的概念，源自经济学家金德柏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1973年的《萧条中的世界》一书。他认为1929年至1939年间全球经济萧条，乃因各国都理性但自私地追求其本身的利益，没有国家肯出面领导国际社会共渡难关。

“霸权稳定理论”正式的名称由国际政治学者柯汉（Robert Keohane）于1980年提出，他认为，“被单一霸权国家所掌控的权力结构，最有利于国际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的发展，而此一建制的规则相对较精准地，且较广泛地在国际上受遵循……霸权掌控权力结构的式微，可被视为国际经济建制力量衰微的征兆”。

该理论认为国际体系之稳定，有赖于霸权国家以提供“公共财”（public goods）的方式维系。国际关系上的公共财包括低关税的国际贸易体系、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及国际基本秩序之维持等。霸权国家需提供“公共财”才能成为“善霸”（benign hegemon），否则可能成为具掠夺性的“恶霸”（predatory hegemon）。

日本外交家小和田（Hisashi Owada）认为，二战后美国以提供国际安全、开放全球经济和强化国际建制等公共财产，追求“单边全球主义”（unilateral globalism），但后来却演变成追求本国利益的“全球单边主义”（global unilateralism）。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世界银行前行长佐立克（Robert Zoellick）曾问：美国正变得不再受人尊重，其在二战后帮助创建的国际秩序也在瓦解，新当选的美国总统该如何应对这种现实？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则认为，特朗普“只会要求美国减少承担国际责任，不会放弃国际权利。他不想承担当世界警察的责任，但是不想放弃当世界警察的权利，这是相互矛盾的。结果是该承担的责任不做，就会带来麻烦，然而又不放弃权利，就会带来冲突”。

反观中国，在1997年、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期间，人民币没有贬值，给东亚经济提供了安定的基础。2008年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爆发后，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在2009年开始复苏，并拉动了世界经济。2015年4月15日，全球57国顺利成为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AIIB）意向创始成员国，并于6月底在北京举行《亚投行章程》签署仪式。由大陆主导制定“游戏规则”的亚投行，被认为要和美国主控的世界银行、日本主控的亚洲开发银行（ADB）分庭抗礼，并确保北京得以向“一带一路”战略目标顺利挺进。

2017年7月下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在介绍新版《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后的座谈曾表示：“若中国大陆与其他大型新兴市场持续增长，并且反映在表决权结构中，总部十年后可能从华府移至北京。”看来约瑟夫·奈该担忧的，应该是美国会否因特朗普不愿提供“公共财”，而掉入“金德尔伯格陷阱”。

针对特朗普9月19日在联合国演说中提到将废除和伊朗签订的核协议，《纽约时报》社论抨击“特朗普挥霍全球的信任”，认为此举将重创70年来美国领导全球的能力。特朗普在演说中提到二战后美国协助欧洲振兴的“马歇尔计划”，且强调这个计划的三大支柱——和平、主权、安全和繁荣。特朗普称马歇尔计划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崇高观念的基础上，当国家强大、独立、自由时，全世界就更加安全。但若无诚信，和平、安全、繁荣都无法稳固、持久。

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今年8月在《金融时报》一篇文章的标题——《墨西哥不把特朗普的威胁当回事》，非常传神地形容美国当前所面临的窘境。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要“彻底摧毁”朝鲜后，金正恩于22日直接称特朗普是个“疯老头”，并誓言要发起“史上最高级别的超强硬应对措施”。

尽管美国外交政策受限于制度和宪法，但约瑟夫·奈教授认为：“外部危机往往提供机遇，让领导力发挥其作用（结局或好或坏）。领袖的个性所带来的风险未必是对称的；给成熟强权所带来的区别，可能会比崛起中的强权更大。触礁或开战可能导致沉船。”朝核危机正考验特朗普能否避开“信用陷阱”。

9月中旬《纽约时报》在《世界评论：民主的国度》（World Review: The State of Democracy）专题系列中，刊登了马凯硕以《强人领袖如何利用西方民主》为题的文章，他指出“100年前，印度、日本和中国的领导人要求自己的人民效仿西方，向前迈进。中国的孙中山和印度的拉贾·罗姆·莫罕·罗伊（Raja Ram Mohan Roy）等人的言论，都说明了模仿西方的需要。如今，这样的想法甚至根本不会浮现在安倍晋三、莫迪和习近平的脑海里。相反，这三人都告诉自己的人民，要牢记本国的光荣历史。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不再对西方言听计从，强大的民族主义领导人的持续复兴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地缘政治未来可能取决于这股新浪潮。”

中共十九大之后的中国势将激起更高的浪潮，特朗普能否在访问中国期间，找到回避三大陷阱的妙方，值得关注。

作者是台湾致理科技大学教授兼拉美经贸研究中心主任、中华战略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