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孟达:仁光泽世 宗风远鬯

漫步

华族先贤的最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具有企业家精神,却又兼具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家情怀。

几天前,《联合早报》出了一份“李光前逝世50年纪念特辑”,引我们走进了新加坡一段可歌可泣的岁月,纪念的虽是李光前,但华族先贤的人文精神却是一脉相承,让我们同时怀念起他那一代的风云人物。

华族先贤的最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具有企业家精神,却又兼具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家情怀。他们为族群做出贡献,也能突破族群意识,取诸社会用诸社会。他们在慈善、教育、医疗等等领域的事业不分言语、宗教和种族。就如李光前,是福建南安族群的骄傲,但除了南安人之外,新加坡没有多少人会把李光前的名字跟南安串联起来,这才是他成功的地方。

李光前三个字是新加坡的许多地标名字,跟其岳父陈嘉庚相辉映。从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前自然历史博物馆、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前文物博物馆、南洋理工大学李光前医学院、南洋理工大学李光前讲堂、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前商学院、国家图书馆李光前参考图书馆等等,可以列出一份长长的名单。陈嘉庚、李光前是新加坡人(也是马来西亚华人社会)记忆的一部份,每一代人自小到大都可以从种种大楼、机构名称接触到华族先贤的历史点滴,特辑标题“仁光泽世”,说得一点也没错。

说李光前,难免要提到陈嘉庚。资深历史学者李元瑾博士认为:“如果拿陈嘉庚和李光前作比较,他们都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都有冒险精神,都有创业气魄,都重视教育,但是他们两人的文化资本是不同的。论教育程度、语文能力、科技知识、管理哲学,乃至子女教育方法,李光前都超越陈嘉庚。”

陈嘉庚、李光前、陈六使等许多同年代的先贤都有一可相比之处,他们都经历过身份认同转变的过程;旅居澳大利亚多年的历史学者杨进发博士在《新马华族领导层的探索》一书中,对陈、李那一代的华族领袖有一段描述,勾勒出了他们的典型时代形象:“除了陈六使、黄奕欢以外,许多总商会的领袖都具有双语能力,能与英殖民当局直接沟通,商议有关华社的利益。他们包括李光前、陈振传、陈锡九、陈共存、高德根、叶平玉、连瀛洲与孙炳炎。虽然他们大多数生于中国,但已移居新加坡多年,成为华社的精华。当神州大地建立了政权,东南亚独立运动如火如荼进行之际,中华总商会因而采纳新的立场,而战后英政府逐步推行殖民地解体的计划,也鼓舞了他们为争取种族利益而奋斗。”反殖运动进一步促成了战后华族先贤身份的转型,而中华总商会作为独立前华社的最高领导机构,它跟华族先贤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因此,我们也能理解建国总理李光耀早在1964年说过“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历史反映着新加坡的历史”这句话的历史意义。他说这句话时,新加坡还在马来西亚里头。他所概括的是总商会历经殖民地、二战和战后的风云岁月,也就是新加坡人经历过的一段多灾多难的日子。

20世纪初,中国局势动荡不安,从清朝覆亡到中华民国的成立,新加坡华族社会的命运与中国历史命运相与共。如早期的陈笃生、佘有进、胡亚基,较后期的有:陈金声、佘连城、陈若锦、章芳琳、颜永成;20世纪以来的陈嘉庚、胡文虎、李光前、高德根、陈六使等等,他们历经英国殖民地时代,尝过受歧视的滋味,他们也被殖民统治者质疑过他们的忠诚。李光耀建国之初便铁定要在新加坡建立一个多元种族,各族平等的社会,也就是因为他在短短的新马合并期间,亲身体验到华族受歧视的痛苦。

禧街47号的总商会原大楼里挂着一个匾额,苍劲有力地写着“宗风远鬯”四个大字,这个匾额是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1918年上任,1922年辞职)在1920年“赐”给总商会的。“宗风远鬯”的“鬯”字与通畅的“畅”字相通。这四个字表达了中国统治者把海外华人都视为炎黄子孙的心态,意在提醒,海外华人“要把老祖宗的荣耀发扬光大”。从今天的眼光看来,新加坡华人的身份认同已很明确,没有疑问,“宗风”可理解为华族先贤留下的遗风。

我们为纪念李光耀、吴庆瑞、拉惹勒南、林金山等一代建国先驱的纪念馆计划正在进行中。现在也许是我们跨越一些残余的历史恩怨,给先贤们树立一个国家级别的先贤馆(包括各种族的先贤人物)的时候了,让新加坡世世代代“见贤思齐”,传承“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精神。

若没有早期华族先贤作为开路先锋,筚路蓝缕,在大时代下大展才华与抱负,新加坡也不会走到今天。华族先贤的“仁光泽世”“宗风远鬯”,跟建国先驱遗留下的传世功业,同是新加坡这个蕞尔小国继续向前发展的精神力量。

作者是本报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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