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鹏飞:唯有同舟才能共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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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鱼忘筌

“治人和治于人”之间的观念与情感上的疏离,恐怕更是治丝益棼的烫手山芋。不改变彼此观念上的分歧,情感上的疏离最终势必演变为势不两立的仇恨,文明的秩序也将因而瓦解。

调查发现,美国国会里属于强硬主战派的议员,自己的孩子大多没有从军。这证实了一句闽南俚语:“别人家的孩子死不完”。这似乎是越战之后才有的现象。著名的哈佛大学纪念教堂,纪念的都是为美国捐躯的哈佛校友,其中在一战中死亡的人数约400人,二战中死亡的近700人。当年的哈佛校友非富即贵,完全有机会走后门逃役。这显示美国精英阶层曾经与平民大众一样,共同承担保卫国家的责任。

自越战结束,美国取消义务役,改为志愿参军后,从军报国的重担越来越落在中产阶级和底层阶级肩上。

另一项调查发现,本届美国国会两院成员的退伍老兵比率,为历届最低。迟至1970年代,超过70%的参众议员都有服役经验;如今这个比率只有20%。这使得决策阶层可能因为不必承担个人代价,或者缺乏“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的直接体验而变得更好战。自2001年遭遇九一一恐怖袭击以来,美国就一直处于程度不同的战争状态。

美国军人的社会地位,也因为这种战争状态而似乎水涨船高,“谢谢你(为国家)的服务”成为平民对身穿军装者的日常问候语,大型体育活动更增加了向军人和国旗致敬的环节。

但是,这种歌颂军人荣誉的爱国主义却难掩其虚伪性,因为非但精英阶层竞相逃避参军义务,美国社会整体上也越来越同其军队脱节。二战时期,约9%的美国人口参军,1969年越战高峰期,2%的美国人参军,1991年海湾战争时为0.8%,21世纪的今天则只有0.4%。换言之,大部分的美国人根本同军队没有任何关系,军人已经成为脱离社会的孤立群体。

对于还在全球打恐的美军,国内对军人致敬的爱国主义,反而成为大众对军队冷漠,对国防和外交政策采取事不关己心态的掩饰手段。另一方面,精英阶层特别是决定军人命运的行政和立法机关,也因为自身及家人完全不必为自己的决策付出任何个人代价,而可以轻率地决定在海外进行军事干预。严苛地说,精英阶层缺乏荣誉感,逃避公民责任的行为非但无耻,长远而言也伤害国家的利益,就如欧阳修在《五代史·冯道传论》所说:“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精英阶层自私自利,导致他们与普罗大众的利益越来越不一致;这又进一步加剧他们采取自利的决定,扩大与基层的利益鸿沟,恶化阶层之间的矛盾,形成恶性循环。这种循环也可能因而制度化,让矛盾尖锐化且更为难解。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就批评过中国的“城堡政治”,统治阶层通过“特供”系统,为自己和家人特别提供从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到食品等各种生活所需,使得他们可以拉起吊桥,安全地呆在城堡里,不必关心民众在消费市场所遭遇的各种困难,包括看病难、住房贵、食品有毒等。“何不食肉糜?”就是这样养成的。

当今世界纷纷扰扰,连发达社会如欧美等也出现严重的社会分化现象,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当此乱世,小从个人、企业、社会团体,大至社会、政府、国家,都面对许多颠覆性的挑战。其中的因素当然很多,但伴随贫富差距扩大而来的精英与草根的分化,无疑是关键之一。

财富的公平分配本身已经是个不易解决的问题,“治人和治于人”之间的观念与情感上的疏离,恐怕更是治丝益棼的烫手山芋。不改变彼此在观念上的分歧,情感上的疏离最终势必演变为势不两立的仇恨,文明的秩序也将因而瓦解。

不少学者已经意识到反思观念的必要性,而当前最具影响力的主流观念,则非西方近几百年主导全球的自由主义传统莫属。

自由主义的理论精髓,在于强调社会由拥有天赋权利的个人所组成,为了完成个人所无法胜任的工作,个人自愿让渡部分权利予集体,组成社会国家;但其主体仍然是个人而非集体。这种以权利意识为核心的个人主义,隐含了把自私自利合理化的基因;当社会共识弱化,如同当代许多社会所面临的情况那般,个人主义就有可能成为文明秩序解体的罪魁祸首。

在一片担忧自由主义秩序可能被颠覆的讨论里,一些学者如加拿大出生的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贝淡宁(Daniel A. Bell),就尝试从儒学里提炼契合新时代的观念来作为解药。他在2015年出版的《中国模式:贤能政治与民主的局限》,至今仍引起不小的争议——一些反对者认为他在合理化中共对儒学的利用。可是这并无法否定这股反思自由主义的积极意义。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教授陈祖为2014年出版的《儒家至善主义:现代政治哲学重构》,则尝试采用自由主义的概念术语,来讨论儒学如何能够弥补基于权利意识的当代政治的不足。

今天很多社会所面对的撕裂威胁,必须从修补“治人和治于人”之间的关系入手。陈祖为指出,儒学强调的是人际关系,伦理而非个人权利,才是构成人间秩序的基础。理想的政治不只是为人民提供温饱而已,更要提供人民实现其道德生命价值的文明秩序。对应当下的社会分裂,只有凝聚“同在一条船”的意识和情感,而不是自以为让渡部分个人权利,才能够实现互助共济的理想社会。

这个反思过程如果能持之以恒,未尝不可能从中获得解答疑难的灵感。

(作者是本报言论组主任 yapph@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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