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文:工人党六十载:亟待政治上的突破

狮城脉搏

在60年的历史中,工人党在政治上取得了不少突破。独立之后,工人党在安顺单选区(1981年)、后港单选区(1991年)和阿裕尼集选区(2011年)赢得了几场意义重大的选战。可以说,每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都为下一次的突破埋下了种子。

不过,在迎来创党60周年之际,工人党暗示将在下一届大选作出改变:它已更进一步准备好组成替代政府。对工人党来说,这是一个自然的进程,也符合其支持者和选民的期望。

工人党前领袖惹耶勒南在1981年的安顺区补选中获胜,打破了人民行动党从1968年至1981年对国会的垄断。惹耶勒南的胜利和他在1984年的再度当选,粉碎了新加坡政治的一道心理障碍:第一,行动党在选举中并非战无不胜;第二,反对党在我国的政府体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后港自1991年以来便一直是工人党的堡垒,现任党领袖刘程强便是在该区成为反对党议员而崭露头角,并将该党发展至今天的规模。作为工人党的福地,后港成为工人党在2011年大选拿下阿裕尼集选区的根据地。

工人党梦之队在阿裕尼的胜利是反对党的首次,在那之前,集选区对反对党而言犹如坚不可摧的政治堡垒。2015年的再次当选,即使赢得非常惊险,还是证明他们在2011年的胜选并非昙花一现。

就目前而言,在工人党身上可同时看到反对党在新加坡政治的重要性,以及所面对的局限。自1991年以来,工人党在国会始终占据一席之地,尽管只具象征性的存在,但工人党展现了在一个一党独大的体制中,所扮演的潜在角色和发挥的效用。另一方面,尽管大力宣扬了所谓的“第一世界国会”,现实是面对强大的行动党,工人党却显得无能为力,难以与之较量。

“在不变中求变”可以用来形容工人党的政治路线。它不为反对而反对。在惠及新加坡人的政策上,它愿意与政府合作。这强化了工人党的温和派政治品牌,而选民到目前为止也颇能接受。工人党清楚地意识到,行动党政府的体制模板已深深烙印在新加坡的身上,工人党如太早上台执政,对它或新加坡都没有帮助。直到2015年的大选,工人党都满足于制衡行动党政府的策略性定位。

不过,采取温和立场却造成工人党被视为与行动党过于相似,对非工人党支持者而言更是如此。这个做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这有利于工人党向国人保证,它并非要破坏现状,而是能协助改善国家的治理,以及施政更顺应民意(类似刘程强在2011年提出的“副驾驶”比喻)。另一方面,走温和之路却无助于工人党将那些可能认为工人党与行动党没有太大分别的其他反对党支持者给争取过来。

显然,工人党不应只是局限于在国会质询和提出动议,对政策的不妥之处提出批评,以及指出施政的缺失。它得进一步加强制定政策的专门知识,提出具有前瞻性、振奋人心、具启发性和可行的替代政策。例如,在处理交通困境、移民、生活费和收入差距等热点问题时,它所制定的政策须是面面俱到,才不会出现一个政策的成功,却在另一处衍生新问题的意外后果。

在过去10年,工人党已经明确确立了作为主要反对党的地位。从2011年至2015年的第12届国会,工人党在所谓的“新常态”政治形势中,被视为政治变革的先锋。然而,面对不断膨胀的期望,工人党在2015年大选却是举步维艰。

寻求另一个突破

工人党现在准备寻求另一个突破。在配合创党60周年而出版的刊物《与新加坡同行》中,刘程强谈到了工人党已经准备好迈进一步,组成替代政府。虽然他承认,“除非行动党变得腐败”,否则他不认为选民会想要一个替代政府,但这个声明还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其政治策略和方针也可能因此改变。

工人党清楚知道它离组成替代政府还很遥远。他们必须增加在国会里的议席。刘程强曾在上届大选指出,需要有20名工人党议员,才能对政府进行十分必要的有效监督。

一个健全的国会里应拥有反对党,才能确保良好施政,并使政府更有效运作和更贴近民心;工人党正是把握了这个日益增强的要求而得以稳步成长。

尽管反对党在制定政策时往往面对局限,但工人党必须成为政策的创新者,而不能仅满足于只是小修小补的政策技师。避开高层次的政策工作对工人党是难以抗拒的诱惑,毕竟对他们的表现的评估,是以其在选区的工作为主,而它在这方面总是全力以赴。

工人党的鲜明形象,部分是建立在它既是反对党的一分子,却又能充分地显示与其他反对党的不同之处,从而脱颖而出。在解释为何工人党选择走自己的路时,刘先生说过,由于反对党阵营内的情况“复杂”,理念和个性迥异,他对反对党的团结一致不抱太大的希望。

作为第一大反对党,工人党如能与其他反对党合作,不只可提高反对阵营的士气和避免多角战,也可改善其竞选前景。工人党迟早得改变其专注于岛国东部和东北部的竞选策略。

与此同时,工人党得认真发展本身的独特运作机制,在政策主张和政治洞见的实质基础上,向行动党发出强力的挑战。简而言之,与其争取那些为反对行动党而投的选票,工人党不如靠本身的实力来赢得选民的委托。这是它的当前急务。

自2015年大选,工人党领袖一直得应付负面的新闻报道,以及与阿裕尼-后港市镇理事会(简称AHTC)的管理有关的法律诉讼。在近期与《联合早报》的一次访谈中,工人党议员毕丹星声称,市镇会的官司已给党内领导的更新蒙上了一层阴影。

不管最终的结果如何,如果刘程强、林瑞莲和毕丹星被取消竞选资格,这个打击可能带来深远的潜在影响。另一方面,在市镇会的有效和高效管理上,工人党相对地不见突出。如果选民对工人党领袖缺乏诚信的指责不为所动,官司也许不会对工人党有太大的影响。选民或倾向于将AHTC的问题搁置一旁,重视工人党作为主要反对党的价值,以及一党专政的观念正不断受挑战之际,它在新加坡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中所扮演的角色。

作为新加坡历史最悠久的政党之一,工人党在不断演变的政治格局中,展现了韧性和适应力。如果它不要再屈于行动党之下,就必须将自身与行动党以及其他反对党给进一步区分开来。

为了完全主宰自身的政治命运,以及提升其地位和威望,它亟待另一次的政治突破。

实际情况是,在一党独大的政治体制中,作为主要反对党,工人党总被认为没有做得更多或比不上行动党;而在面对一个政治霸权时,它有没有达到选民对反对党的期望,这些都是它长期所面对的困境。难度虽是双重,但如果工人党欲取得最大的突破,让新加坡朝向两党民主制迈进,这是它必须背负的十字架。

(作者是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

LIKE我们的官方面簿网页以获取更多新信息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