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孟达:鼎与陶

漫步

在今年5月间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开幕礼上,李显龙总理说,新加坡华族文化既有中华传统文化的面向,也有新加坡多元文化的特色。他因此认为华族文化中心所发展的本土华族文化,必须是从“以新加坡人为本位”的定位出发。

什么是“新加坡华族文化”,就此成为一个令人省思的课题。新加坡华族文化确实一直存在和发展,华族文化中心作为一个场所的提供者,和其他艺术团体一样是文化活动的推手。

在总理发表他的华族文化观之后,新加坡华乐团在母亲节,跟新加坡歌台界的“草根明星”李佩芬,以及台湾的歌手兼主持皓皓呈现了一场趣味盎然的音乐会。这场音乐会把中元节的草根文化带上音乐厅堂上,让人认识到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元素。

直到上个星期日,我出席了鼎艺团在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室呈现的一场结合记录片、陶艺介绍,并与观众互动,名为“龙窑陶乐”的室内音乐会,才更深切地为 “新加坡华族文化”找到了感觉。

《联合早报》记者陈宇昕在音乐会介绍报道中提到,我国的年轻指挥家郭勇德在策划这场音乐会时,找来本地作曲家吴多才合作。记者引述了吴多才的说法:这次的创作重点不在喟叹龙窑文化的式微,他是要用音乐讲述龙窑的故事。的确,这场音乐会的内容和形式,并不是对面临时代淘汰命运的龙窑奏起的挽歌,更多的是向仅存的烧陶业者坚守着本地最后的龙窑那份执着精神致敬。

新加坡这片小小土地上有过辉煌的制陶民间工艺,战后的新加坡曾经存在二十多座龙窑,这是今日新加坡人难以想象的。文史研究员李国樑对本地龙窑发展史和制陶作业过程的文字记录,添加了这场音乐会的历史分量。创办于1965年的陶光工艺公司的历史,就跟新加坡的历史一样,其传人在影片中的叙述,表现出高度的敬业乐业精神。

本地影片制作人叶文财用流畅简练的镜头,带领观众走入龙窑,走出历史。现场演奏家以陶磬低沉打击声,配合荧幕上的烧陶熊熊烈火,制造了富感染力的气氛。影片也在现场音乐的伴随声中介绍了中国、意大利和南洋华人风味的陶瓷艺术。一小段的评弹乐曲尤其是个惊喜。

善于跟观众互动的郭勇德,让观众亲手接触布置在乐队前面的陶罐陶碗等等,随着他的指挥以陶器作乐器,为现场气氛掀起高潮。

泥土和石制乐器原是最古老的乐器,两千多年前出土的周朝陶器和石器中,便有陶埙、陶笛、陶铃等陶制乐器,以及磬和编磬等石制乐器,所谓“金石之声”指的就是编磬和编钟。周朝时候便已根据乐器材料的不同,以“金、石、土、革、丝、木、匏、竹”提出“八音分类法”。此外,周朝也特设“采诗官”,到民间采集了人们口头上传唱的诗歌,才有了流传千古的《诗经》。

所以,中国民乐的发展过程从古朴而粗旷到多元而细致,就不能不追溯到陶器等原始乐器的贡献。从这层意义来看,鼎艺团此次为陶艺讴歌,也算是一种“饮水思源”的表现。

音乐会的压轴是毕业于南洋艺术学院的本地女高音谢岢儿在华乐的伴奏下,把三位作词人(朱亮亮、陆宜、吴多财)笔下的浅浅忧伤意境,表达得恰到好处,给音乐会的终场留下几许余音缭绕。

由郭勇德策划一年,制作出一小时的“龙窑陶乐”最可贵之处,是全场洋溢着本土制作者的创意和诚意。值得一提的是,鼎艺团十几位年轻成员中属全职演奏家仅数位,显示室内华乐团要在新加坡发展步履艰辛,尤其是要长期保持团员的高度专业热忱,更是一项挑战。

新加坡华族存有许多集体追忆,不管是文化上的、民俗的,或是民间信仰方面的,包括宗教祭祀活动、方言戏曲、坊间手工艺,以及节日的演变都是新加坡的非物质遗产。而这些遗产都经过本土化的过程,不断融入新加坡色彩。

新加坡正考虑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缔约国,通过签署正式国际公约,确保我国的文化遗产能代代相传。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傅海燕不久前接受早报采访时说:“文化遗产并不单指我们的历史性建筑物,它还包括一些非物质文明,如祭奠仪式、习俗、歌曲、食物等。这些由祖先留传下来的传统习俗,在漫长的岁月里不断演变,适应我国的多元文化社会,同时跟上现代发展。它们是新加坡人的组成部分,对构建我们的共同身份认同至关重要。”部长给文化遗产作出明确的定义。

在“保存和发扬物质和非物质文明遗产”的问题上,最怕的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曾经拥有过什么,现在还在拥有却正在消失中的又是什么。除了政府有计划地收集整理之外,还得靠我们的文化工作者,写作界、音乐界、美术界等等去通过作品给后世国人作记录。

在民间众多团体中,鼎艺团作为一个年轻的室内华乐团(以团体的历史和成员的年龄而言)以认真的态度,在传承新加坡华族文化上所用的心,所作的努力,是令人感动的。

作者是本报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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