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男:台湾问题被边缘化了吗?

11月11日,美国白宫发布文件,向外界说明总统特朗普访华的主要成果。但文件中既未提到基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的“一中政策”,也未提到台湾问题。

中方在官方报道中提到,中方向美方表明,“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也事关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希望美方继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防止中美关系大局受到干扰。”台湾有媒体对此评论道,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不只是边缘化”,现在“就剩一句话了”。

根据笔者的考证,最早提出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议程中可能被边缘化的,是香港著名时事评论人陈子帛(又名杨锦麟)。他曾于2006年4月撰文指出:“在中美关系现今和未来的发展中,台湾问题不再是重中之重,或者日益被忽略而出现边缘化的倾向,就意味着中美两国之间对于台湾问题的战略默契,或者危机管控的共识点越多。”

但我们不应忽视他提出这个观点的历史背景。当时美国以全球反恐为最高战略,反恐压倒一切,也需要中方合作。故此,当时的陈水扁当局被美方定性为“麻烦制造者”,中美在管控台独这个具体议题上遂有高度共识。现在两国在台湾问题上,还有那样的高度共识吗?无论从此次习特会后,双方各自发布的文件,还是近年来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互动,都看不到有高度共识的迹象。

纵观近年来学界和媒体关于台湾或台湾问题被“边缘化”的讨论,其实是两个不同维度的概念被搅在了一起。一个是“台湾被边缘化”,另一个是“台湾问题被边缘化”。

“台湾被边缘化”主要是个地缘经济的概念,意味着台湾在亚太经济版图和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下降。在中国经济不断壮大、台湾经济长期增长乏力的大背景下,台湾在经济上被边缘化是完全有可能的。

而“台湾问题被边缘化”是一个涉及国际政治的地缘战略概念,其是否成立主要取决于台湾的地理位置和中美关系(未来或许还有中日关系)的基本态势。台湾的地理位置不可能改变,它仍是东亚大陆与西太平洋相交汇的战略要地,既可能是保卫中国的战略屏障,也可能是牵制中国的战略利器。

中美竞争与合作交织的基本态势也未变,双方在东亚海域、朝鲜半岛、中东、非洲、拉美等地的地缘战略竞争是客观事实;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发展模式等领域的软实力竞争也越发明显。近年来,两国在某些重大议题上的博弈态势,逐渐从以合作为主转向以竞争为主,某些传统的竞争性议题也有进一步激化的迹象。总体来看,中美关系中的竞争因素趋增,合作因素趋减。

更重要的是,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仍在,美方介入台湾问题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意愿仍在,未来随着中美关系的波动还可能加强。在中美战略竞争和两岸政治对立同时存在的条件下,台湾只可能是美国在必要时牵制中国的战略利器,而不可能是保护中国的战略屏障。这些都意味着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不可能被边缘化,否则它就不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了。“核心”一词本身就与“边缘化”的含义相矛盾。

那么,为何近年来总有台湾或台湾问题“被边缘化”的讨论呢?除了前面提到的两个不同维度的概念经常被混淆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台湾问题的紧迫性在近年来明显下降,美国利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的冲动也暂时有所克制。事实上,中方最早提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这个经典判断,正是1995年李登辉访美造成中美关系剧烈波动之际。

此后,每逢台独势力兴风作浪而美方态度暧昧、甚至美方在台湾问题上主动“搞事”时(如推出新的对台军售案、协助台当局搞“过境外交”等),中方都会重申“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这句话。虽然美方基于自身的利益认知,而从未附和过中方,但中方的一再重申,无疑有助于美方加深理解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后,两岸关系走上和平发展新轨道,台湾暂时不再是中美关系的“麻烦制造者”。除了2009年4月伦敦G20峰会上,胡锦涛因美国对台军售而向奥巴马当面重提上述用语外,此后一直都未再提。即使去年特朗普候任期间,多次通过社交媒体在台湾问题上“发难”,中方也尽量保持克制,并没有重申上述用语。今年4月首次习特会也是如此。

当然,中方不提,并不意味着这句话过时了。紧迫性下降并不意味着重要性也随之下降。紧迫的问题不一定都很重要,重要的问题也不一定都很紧迫。暂时不紧迫也不意味着永远不紧迫。

纵观历史,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负面影响,既有持续性的一面,也有间歇性的一面。间歇性发作的时间和方式,主要取决于台湾政局变化、美国国内政治、中美博弈态势等因素及其互动。

自去年民进党在台湾重新执政以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陷入停滞。与当年陈水扁当局敲锣打鼓搞台独不同的是,蔡英文当局可谓鸭子划水,表面上对中国客气又隐忍,但在教育文化领域的台独动作一招接一招。

如此下去,随着台独能量的持续积累,未来两岸关系再次出现动荡就将是大概率事件,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紧迫性也将再次凸显。届时“台湾问题被边缘化”的论断就将站不住脚了。

(作者是上海交通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副主任兼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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