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败之后，随着大批中国知识精英东渡扶桑，“欧风美雨”渐渐从东瀛飘入了华夏腹地。 “德莫克拉西”（民主）、“赛因斯”（科学）、“ 勃列西领”（总统）、“衮额里士”（国会）、“西那多”（参议员）、“里勃里先特底甫”（众议员）……这些舶来的术语曾令中国人眼花缭乱，又乐此不疲。
这些“洋玩意儿”在被植入中国文化以及概念对接的过程中，出现了理解上的偏差和语境上混乱，这里有外在和内在的原因：外因是，“共和”和“民主”源自西方文明，是在历经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孟德斯鸠等大师的思考、立论和求证，以及千年的实践淬炼之后而得。也就是说，这些概念的产生和演变，有着与中国人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
内因是，中国人接触并接纳这些概念的时候，华夏正处于与外强冲突中完败的时代背景中，所以，当时的精英们在寻找救国强国的途径时，难免急功近利囫囵吞枣；再加上中国人逻辑思维不严谨，中文本身又是一种非常容易产生歧义的语言，因此，在很长时间内，中国人一直把“共和”与“民主”相提并论或混为一谈。
那“共和”一词究竟源出何处呢？根据一种说法，此概念产自中国远古史中极短暂的一瞬。话说周厉王37年（公元前842年），天下动荡，国人起义。厉王狼狈远遁，将太子姬静匿藏在老臣召公家里，召公尽忠守责，牺牲自己的儿子以保全太子。可毕竟国中一时无君，在这种不得已的情况下，召公和另一位叫周公的老臣牵头，组成新政府暂时共管国事，历时14年，直到周厉王死后（公元前828年）还政于其子周宣王为止。
这种政治体制与历史上的“君主制”有所不同，史称“共和行政”（共者，众人协商；和者，大伙满意也）。共和元年（前841年）是中国历史上有确切纪年的开始，从此，中国的中原历史才有了连续不断的纪年体系。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短短的14年可谓昙花一现，却被那细心的司马迁收入了《史记》中，只不过因其背景颇似神话故事，故而不具治国理政的实用意义。“共和”这个概念于是被岁月尘封起来，在《史记》的字缝里一藏就是数千年。是近代日本人在引进西学发奋图强的过程中，不声不响地将其刨挖出土，掸去尘垢，上彩涂金，使之旧貌换新颜，并最终登上了政治学的高雅之堂，然后又被中国的士子们如获至宝般轰轰烈烈地迎回中国。毫不夸张地说，“共和”这两个字完完全全就是一出口转内销的“物件儿”。
在19世纪下半叶日本人狂热翻译西方著作的过程中，从中国古籍借词不计其数。除“共和”之外，还有“社会”“主义”“革命”“组织”“宣传”“新闻”“生产”“经济”“交通”“卫生”“唯心”“形而上学”等等。这当然是题外话了，但是，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日本人对中国古代文籍的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要超过中国人自己，其活学活用和点石成金的翻译技巧令笔者佩服不已。
“民主”这个概念也不例外，出口转内销过程中，其词义还被赋予了不一样的内涵。在古代中国，“民主”是偏正结构意义上的“民之主”（民的主人），而现代“民主”概念则是主谓结构，即“民做主”，或者是主谓宾结构意义上“民主国”。但不管是主谓结构还是主谓宾结构意义上的“民主”，都是与“君做主”“君主国”这样的君主制相对而言的。
笔者在欧洲拼搏这么些年，发现“自由”和“民主”其实与中国人并没有太大的关系，最多不过是多了可以随便议论国政的自由，少了受人管束的烦恼。可我们议论来议论去，那还是别人的国政；即便加入外籍，可以参加选举或被选举，但并没有因此获得“投下神圣一票”的感觉，除了满大街都能看到的头像外，对那些候选人一无所知，对各政党竞选纲领知之甚少。
当然我们可以去了解，但还是不得要领，因为这里没有所熟悉的文化和历史。我们或许有理性和知性，可对政情民情还是无法很好地把脉，也就无从判断。
还有， “自由”和“民主”在给每个公民权利的同时，也给个人带来一大堆责任。在西方，凡事都要靠自己，这时候人们或许会留恋“组织”的包揽和“被组织”的轻松。
这些年，笔者在观察和对比中西文化后得出了以下结论：中国和西方政治文化的最大区别并非“专制”和“民主”，而是精英对百姓的两种不同的引领方式。西方的做法是“放养”，而中国的习惯是“圈养”。放养的结果是个体的自由和独立，同时又必须承担相当大的自我负责的压力。圈养则体现在许多事情都被安排了组织了，但同时却无法避免家长作风的盛行和大包大揽所带来的窒息。
看西方和中国的区别，其实真的不需要去看上层建筑如何如何，或者动不动就把什么都上升到“自由民主”和“专制独裁”的高度去进行辩论，我们只需要看看中西普通家庭的运作方式，就足以解释许多现象了。一个华人家庭，即便生活在海外许多年，但家庭中的管理方式基本还是“圈养”式的，所谓“虎妈”现象就是其中的一个表现：家长为你着想、安排、铺垫，但孩子们要听话、服从和感恩。这两种不同的引领方式各有长处和短板，它们的出现又与各自的文化背景和沉淀有关。
西方的民主思想历史悠久，民主政体的好处也是可圈可点，但为何这么一个又智慧又好看的玩意儿，却没在全世界普及或被所有民族所接受呢？笔者认为，除了非民主体制对其有着本能的抵触之外，西方民主国家自身的言行，是导致人们对民主公信力产生怀疑的主要原因。
西方民主不仅仅是那些哲人思考和求证的结晶，更是西方国家内部各阶层争取权益和斗争较量的结果。在民主政体内，各政党所服务和要争取的对象是选民，民选政府只为本国民众服务，为国家利益奋斗。如果指望这些政府对其他国家的民众怀有恻隐之心，那就大错特错了。
英国是在中世纪里第一个迈向彻底民主制度的国家，但也正是这个世界现存的最早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曾把鸦片卖到中国，并在林则徐虎门销烟之后，用大炮轰开远东这个泱泱帝国的大门；法国是第一个举起“自由，民主，博爱”旗帜的国家，但也正是这个法兰西共和国在世界各地剥夺了其他民族的自由，建立了广袤的殖民地，并和英国一起组成联军，攻入中国清朝的帝都烧杀抢掠；美国是一个从老牌帝国主义殖民下解放和独立出来的新型民主国家，为梁启超等中国的民主先驱们大加追捧和效尤，但也正是这个令人向往的美利坚合众国，纠结了自己的盟友编造旷世谎言，声称萨达姆制造和拥有核武器而大肆入侵中东小国伊拉克。
世人应该知道，华盛顿全球布局，并非为了关心别国民众的疾苦，不是为了扬善惩恶，而是为了最大程度地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为了自身的国家利益，它可以不认为埃及军政府推翻民选政府是政变行为；为了自身的国家利益，它可以把独裁者萨达姆武装到牙齿去抗衡其地缘战略的对手伊朗；为了自身的国家利益，它可以常年支持一个与民主政体毫不相干的沙特阿拉伯……
西方国家对内实行民主，但在国际政治中遵循的完全不是民主原则，而是丛林原则。当今西方最发达的那些国家，又有谁的原始积累，不是来自对殖民地民众的压榨和对当地资源的掠夺？正是西方民主国家的这种双重国格，才让“民主”本身在国际上的信誉大打折扣。
若要问“民主”“共和”是个啥玩意儿？简而言之：在国内是利益阶层对抗后的妥协结果，在国外是争取国家利益的一副面具和一张牌。
作者是德国时评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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