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鱼忘筌
精英主义本身不是问题，关键在于精英必须具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政”意识，才能无愧于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
无意间听到女儿跟同学通电话讨论作业时，英语对话间突然杀出“赛缸”（闽南语“屎工”，大意是做没有荣耀和奖赏的脏活）一词，分外刺耳。她这一代很多人连华语都说不好，更遑论自己的母语了。于是对她们这些没有当过兵的学生，竟然懂得使用这个粗俗的闽南词汇，感到相当好奇。事后询问，她确实能准确理解“屎工”的意思，与同学讨论的话题是学习小组里个别自私成员如何逃避责任，专挑容易的工作交差。
联想到这起去年发生的小事，是因为有本地大型调查发现，“名校生”和“非名校生”倾向待在自己的小圈子中；居住在私宅者也较少同组屋居民密切交往。这一发现应该不让人意外，毕竟它印证了很多人的生活经验。但是作为社会现象，它也当然成为热议的课题。
《联合早报》就刊登了包括社论在内的好几篇文章评论此事，基本的共识是要避免阶级固化，以免社会撕裂；同时也检讨了精英主义的利弊。但是论者也明白，尽管政治不正确，孟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论断，大体符合历史事实。只是在自由主义当道，个人主义横行的当下，平等（甚至在潜意识中的齐头式均等）已经成为被神圣化的价值，恨不得把人间所有的区分都一笔勾销，包括性别差异。所以，关系贫富差距这个原本就具备道义正当性的话题，自然容易引起更多的关注。
之所以联想到女儿与她同学的“屎工”对话，是因为她所就读的恰好正是一所“名校”，不但很多同学的出身非富即贵，而且无论目前的社会背景如何，她们当中的大多数日后都将成为国家栋梁，也就是平等主义者所担忧的、很可能异化为“何不食肉糜”的统治精英。名校生如果年纪轻轻就具有“屎工”意识，还没毕业到社会上做事，就知道在工作上避重就轻，无疑就坐实了平等主义者所担忧的并非没有道理。
社会精英阶层若充满了鲁迅《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所描述的那种聪明人，那其中所潜藏的风险，恐怕还更甚于阶级分化或固化。纵观人类历史，恐怕没有其他社会比传统中国更合理化精英主义的了。可是基于儒学的传统中国的精英主义，强调的却是精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无私献身精神；从反面自我惕励的说法，则是“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换言之，精英主义本身不是问题，关键在于精英必须具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政”意识，才能无愧于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
英文meritocracy有几种翻译，任人唯贤、任人唯才、精英政治等等。本栏2013年8月4日曾介绍：“作为一种政治哲学，meritocracy的理念虽然产生于17世纪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但作为一个词汇，却是英国社会学者和工党政治家迈克·杨（Michael Young）在1958年生造出来的……杨说，传统的英国贵族统治精英因为自知靠血统上位，还晓得有所节制；凭借优异学业成绩爬上来的新贵却自以为是，迷信自身权位的道德正当性（全凭自己的努力和成绩），因而更加肆无忌惮地捞取好处，忘却并背叛了原有的出身，导致下层阶级失去民意代言人，逐渐在民主进程中失声，最终产生政治疏离感。”
如今不少本地名校生连华语都说不好，却懂得闽南语“屎工”之意的现象，似乎间接印证了迈克·杨对现代精英政治的批判。任人唯贤或许是对meritocracy的理想性期待，可是任人唯才恐怕才更贴近现实。当下社会机制筛选精英的标准，更多重视其聪明才智，但却轻忽了更为重要的人品，特别是孟子所强调的“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试想，如果精英能体现仁义礼智，也就不易出现迈克·杨所批判的那种自以为是的丑陋新贵心态了。
于是我在那通“屎工”电话之后，找机会同女儿聊天，向她介绍了孔子成长的故事。孔子幼年丧父，家境贫苦。他曾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做过不少被视为低贱而遭鄙视的工作，比如“委吏”（管理仓廪）与“乘田”（管放牧牛羊），大约就是今人口中的“屎工”。孔子这段对话记载于《论语·子罕》，是他听到门人同官员对答时称赞孔子什么都会（何其多能也）而发出的感叹。按照孔子的意思，他之所以“多能”，就是因为从小就得亲力亲为做实事，如果年轻时就开始一味嫌弃“屎工”，考试成绩再好，日后恐怕也未必“多能”。
所以我劝喻女儿别怕“屎工”，特别是其他同学避之唯恐不及的苦差难事，更应该主动拿来做，而且不必去计较功劳。唯有培养这样的经历和气度，日后或才能堪当大任。我也鼓励她以身作则，通过自己的榜样去影响周边的同学，希望这能让未来的精英少一些勇于争功，怯于任事，自我感觉良好之辈。社会上有太多的聪明人，尤其是在聚集栋梁之才的精英阶层，况且还身处敌视精英的民粹主义时代，终非国家之福。
（作者是本报言论组主任 yapph@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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