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孟达:海外华人的下一站

不久前我出席老友宴请由上海和温州来的戴氏宗亲的晚宴,席间朋友及一众戴氏总会领导特别感谢中国宗亲的鼎力支持,让他们得以击败其他竞争者,成功申办2020年世界戴氏宗亲大会。宴上主宾杯觥交错,主人多次言谢。我不禁好奇,戴氏并非大姓,海外宗亲组织也应该是小组织,有谁还会有兴趣扛起主办世界大会的重任?一般上,海外各地的宗乡组织乐得由新加坡主办世界恳亲大会之类的大型活动,又何来激烈竞争?一问之下,更令我惊奇的是原来竞争者是来自中国的城市,并非其他国家,尤其是广州和汕头的戴氏宗亲的组织联手申办,志在必得。后来再深思一层,觉得这也不奇怪,因为时代不同了,中国一、二线城市的人力和资源都不成问题,在“一带一路”的战略下,办这类宗亲大会非常切合时代的需求,具有时代的意义。

潘国驹博士(南洋理工大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新加坡中国友好协会会长)2015年1月7日发表在《联合早报》的一篇文章(题目《加强与汕头合作》)便提到,他在广州出席了“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座谈会。潘教授说,这个华侨试验区被赋予了“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门户”的重任。“这是继开埠和设立经济特区后,汕头迎来的第三轮大发展良机。”

在 “一带一路”的战略下,不管从经济利益还是宗乡感情,海外华人成为必然争取的对象,南方城市更大有作为。中国随着经济实力、军事力量和科技成就的提升,一下子把格局做大了。当我们还在关注中国在马六甲海峡发展深水港皇京港对新加坡的影响时,中国已开始探索北极的航道。

新加坡人对“华侨”这两个字是比较敏感的,常会自我澄清自己是华人华裔,但不是华侨。但世界其他地方的海外华人却未必那么在意,因为他们是所在国的少数族群,说“华裔”“华侨”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根据中国媒体的数据,今天海外华人有4000万,其中80%在亚洲,东南亚最多,有3000多万。除了新加坡的华族人口之外,其他作为所在国少数人口的东南亚华人的命运,操在所在国政府手上,他们对中国的崛起,也许就会有更多期望,但是如何处理与所在国政府与其他种族的关系,也将需要更谨慎敏感地拿捏。

现在资讯科技发达,手机上三天两头就会看到中国的新发明和惊天工程的信息,如最近我便不断收到本地朋友转发来的港珠澳大桥全线亮灯的“惊艳”视频。可以感觉到,转发者也为中国的成就感到骄傲。

中国2017年取得6.9%的经济增长,显示中国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性并没有减弱,中国的影响力也在扩大中。但另一方面,大陆在香港的影响力最近几年引起反弹。如日前香港浸会大学一群学生因普通话考试成绩不佳,而对教师施以语言暴力,并占领语言中心。事件暴露出香港部分年轻人抗拒普通话的心态。

中国国学大师胡适1935年在广西梧州市中山纪念堂发表一篇演讲,题目《中国的再生时期》(收录在《北大历史讲座》一书内),其中一个重点便在于厘清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他说,中国的方言能够表现写作形式的共有三种,一是,广东话,在文艺上有相当价值的写作,就是“粤讴”;二是苏州话,即吴语,吴人以口头语写成戏曲和小说;三是北方官话,即普通话,以官话写成的文学作品很多,如《红楼梦》《三国》《西厢记》《封神》等等。官话写成的文学作品流传广而长久,就因为作品通俗,人人读得懂。广东话和吴语无法流行,因其方言不能完全用文字表达,而必须借助于一些独创的文字。

官话是语体文,胡适说“语体文必须是文学上的唯一工具”。现在广州的年轻一代基本上都是讲普通话比广东话流利(甚至不会讲广东话),普通话已在中国全面“普通化”,方言几乎成为每个地方的弱势语言。由此观之,胡适几十年前的观点到今天还很贴切地反映中国的情况,所以,香港新一代的抗拒普通话心态是“时不我予”。现在即使跟香港“一篱之隔”,也就是他们的“隔篱”(广东话邻居之意)深圳,几乎难得听到广东话。我两个星期前在福州旅游,一晚在福州著名的“三坊七巷”自由活动,到许多店铺购物和餐馆吃饭,听不到到福州话,年轻人讲的普通话也完全没有方言口音。

中国和印度是两个受世人注意的亚洲文明,但印度崛起的势头远远不如中国,关键之一就在于中国文字和语言的统一。中国会不断巩固和强化语文统一的优势,海外华人因此必须赶上学习普通话的列车。

另一方面,中国人形象的改善并没有跟国力的增长成正比。几日前,170多名中国旅客滞留日本成田机场,其中一名由于跟机场员工冲突而被日本警察拘捕,其他中国旅客竟集体唱起中国国歌。如此动辄“同仇敌忾”,实在是有失大国国民的风范,幸好中国外交部隔日马上出面谴责。

再过两个星期,全球华人即将迎来戊戌狗年,这不期然让人想起两个甲子之前的戊戌年,也就是1898年,由光绪领导,康有为、梁启超为主将的革新变法。那时的中国面对民族自信和自尊破产危机,维新却仅维持了百日。

过去的两个甲子,中国经过受列强侵略的耻辱、革命、内乱、国共斗争、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等重大历史阶段之后,中国民族面貌已有全然不同的光景,中国国民变得更有自信。胡适在上个世纪30年代说“中国的再生”,今天习近平说“民族复兴”,层次又有所提升。中国的崛起给全球竞争游戏带来的一个显著的影响是,全球的竞争已不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而是中国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竞争,进一步提升为中国城市与其他发达国家的竞争。

日前《联合早报》的报道,上海去年的GDP(国内生产总值)约达4700亿美元,相当于比利时、波兰等欧洲国家的GDP规模,也大约是新加坡的1.5倍。另据中国《第一财经》网站去年底的报道,随着中国一线城市的高速发展,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的收入与新加坡等世界发达城市、地区的差距大大缩小。广、深2016年的GDP都分别超过新加坡,而上、北则是先后在2009年和2013年把新加坡比下去。

展望未来的一甲子,我们很快地就会看到中国坐上世界最大经济体的位子,中国的军事实力肯定影响全球的势力平衡。中国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对外辐射力将增强,从另一个角度说,这又可能影响海外华人与中国、海外华人与所在国政府及其他种族的关系,海外华人的下一站将与中国更紧密地牵连在一块,其中有机遇也有需要小心处理的新局面。无论如何,更有民族自信的中国国民不必再背负历史耻辱的包袱(不必动辄高歌《义勇军进行曲》),这也应该是海外华人期之盼之的。

中国在经济和文化上对外辐射力将增强,从另一个角度说,这又可能影响海外华人与中国、海外华人与所在国政府及其他种族的关系,海外华人的下一站将与中国更紧密地牵连在一块,其中有机遇也有需要小心处理的新局面。

(作者是本报特约评论员,谨以此文迎接全球华人同庆的农历新年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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