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兆呈:未来来自过去

城外城

这样的选择其实在媒体行业每天都在发生,有时大到需要从媒体机构生死存亡的角度,考验如何坚守底线与原则;有时则是具体到个人,对人生路径的重新规划与选择;有时则是细化到对每一篇文章、每一个标题甚至字斟句酌的推敲。

一行行绝密信息飞快敲击打字机,一张张封面版流水线高速印制,一捆捆成形报纸接力装车分送……电影《华盛顿邮报》(The Post)进行到这一刻,连串的快节奏画面,凸显各方胶着博弈后的痛快与酣畅。随后,法官铿锵的判决词,邮报发行人和总编辑微妙的眼神,报人们如释重负的欢庆与拥抱,以及总统色厉内荏的背影,次第闪过,宣告美国五角大楼文件事件的完结。

作为一部电影,叙述到此结束。然而,在一个资讯爆发、来源纷杂的新媒体时代,去回溯40多年前的媒体事件,从传播生态演变的角度,看待这样的题材与呈现,看当年的媒体人如何与权力博弈,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相比之下,当下获取信息的渠道、传递信息的效率、鉴别信息的技术,都全面增加增强,甚至在某些领域属于难以想象的爆炸式增长,但却让媒体的整体受尊敬程度,未必能与当年同日而语。当年的媒体人,跟强权对抗时,手中握有的武器看似非常单一,却又十分强大。而如今的众多信息传播者,看似话语的权力被广泛普及,但往往只是迅速泛起一些涟漪,很快就可能会被分化消解。

这里面的差别在于两个根本因素。首先是否在基于完全事实的基础上陈述,二是以何种心态、何种方式呈现信息。对这两个因素的考量和处理,体现出背后主导的价值逻辑,也决定了媒体运作是要传播事实,还是博取流量的根本差异。互联网时代的假新闻泛滥、博眼球追点击,以新闻为名,只怕是无法理解对抗权力的媒体价值的真正含义的。

《The Post》这部电影故事走向明确,开篇其实便能知道结局。但剧情的快速推进,很容易将观影者带入历史,带入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专业激情和暗流涌动、共生共存的情境。在这样一部行云流水、技巧纯熟的电影里,频出的金句极易打动人心,“捍卫出版权的唯一途径就是出版”“新闻是历史的第一稿,应该呈现现实,而不是收割愤怒”“新闻是服务于被统治者,而不是统治者”。媒体坚持新闻自由、监督政府的使命和责任,面对掩盖多年的政治外交黑幕,面对强悍的国家机器,该做出何种抉择?一场豪赌就此展开,出版社的生存、投资人的诱惑、家族事业的承续以及女性的自我觉醒,与政治利益、国家机器为战,代价巨大,却又振聋发聩。

这样的选择其实在媒体行业每天都在发生,有时大到需要从媒体机构生死存亡的角度,考验如何坚守底线与原则;有时则具体到个人,对人生路径的重新规划与选择;有时则是细化到对每一篇文章、每一个标题甚至字斟句酌的推敲。

有些巧合的是,近期在新加坡上映的多部电影,都接连以历史事件中的个体为主题展开故事。与其说是艺术题材上的相近选择,不如说通过历史事件与个人参与的角度,比较容易展示对政治信念、专业信仰、人性坚持等重大命题的回望与思考。《The Post》致敬新闻人对专业的坚守,对新闻自由和赋权的捍卫。韩国电影《出租车司机》(A Taxi Driver)记录一位普通德士司机在1980年代光州民主运动中,从平淡的旁观者到积极的参与者的深刻变化,冒着巨大风险帮助外国媒体完成采访和发布,把事实真相传播到世界。中国电影《芳华》掀开1970年代文工团的一角,展示美好、善良如何饱受时代与命运摧残的惨烈。姣好的青春面容,饱满的舞蹈与音乐,无法掩饰电影沉郁的基调。

这三部电影风格各异,从个人故事牵动情感脉络,开启思索:知名或不知名的个体,遭遇时代大事件巨大冲击之时,或奋起斗争,不惧牺牲;或满怀心事,随波逐流;或无力反抗,陷入困境。说到底,在命运的选择中,每个个体并不确定自己处在历史洪流的哪个关口,自己又会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未来创造什么价值。

在对历史的重新挖掘和探索上,三部片子显示了某种共通的选择,平行视角下的镜头和画面,是电影所要表达的思考,也是与现实沟通的方式。撕开真相的幕布,需要数十年岁月的沉淀,需要勇气,需要理性,获取不同角度看历史的能力,展示新的理解。

在新春气氛浓郁的现在,做一些对过去的反思,对未来的期许,看似是常年的标准动作,但是,每一年总有不一样的内容和心情。现在回望过去的众多事件,我们才清楚,在某种意义上,未来来自于过去。每一代拥有自己的专属记忆和反思。大到时代,小至个体,回溯所经历的历史,在当时可能会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却可能带来连锁反应,带来新的改变,抵达新的可能性,成为未来最值得的记录。

(作者是新加坡报业控股新兴市场副总裁

兼联合早报网(中国)首席运营官

zhouzc@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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