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庄道
有趣的一点是，出于作者本身的文化背景与创作意图——也就是“立场”各异，同个历史人物在各个文艺作品中往往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康有为和谭嗣同，便是两个鲜明的例子。
丁酉鸡年过去了，迎来戊戌狗年，让我们想到120年前一件轰动国际的大事：“戊戌变法”。120年，即干支历法中的两个“甲子”。那个戊戌年，是清光绪廿四年，公元1898年。
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戊戌变法”条解说：
“指1898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此运动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这年九月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光绪被囚，维新派或遭捕杀或逃亡国外。历时仅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终于失败。也叫戊戌维新、百日维新。”
光绪几时成了“资产阶级”代表，慈禧却又是“守旧派”？可见辞书是有“立场”的。其实，大儒康有为、名门公子谭嗣同这些人物，都曾策动光绪武装夺权，慈禧先发制人。事败，康有为出逃国外（也到过新加坡）；谭嗣同则问斩于北京菜市口，慷慨就义。他们两人，日后都成了小说戏剧的热门题材。
有趣的一点是，出于作者本身的文化背景与创作意图——也就是“立场”各异，同个历史人物在各个文艺作品中，往往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康有为和谭嗣同，便是两个鲜明的例子。
2012年华语电影节上，承蒙新跃大学（今：新跃社科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邀请，观赏了旅美香港导演陈耀成的《大同：康有为在瑞典》。电影把舞台表演、采访纪实、旧片回顾、学者论坛等形式冶于一炉，堪称杰作。或出于西方民主思维，影片把康有为的主张，都放到极其正面的历史评价上。
观后，我曾在《怡和世纪》上撰文表示一些感想，主要是质疑影片“改良好，革命坏”的论点太简约化。因为历史大势的走向有客观存在的规律，不是一两个人说了算的。比如英国的虚君共和，是数百年来从上到下不断调整与演变而来，康有为再神通广大，也不可能挥手之间便在中国建立这么一套制度。
《北京法源寺》是台湾作家李敖唯一的长篇小说，出版于1991年。2000年2月，在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声势中出精装版。笔者也是在此哄闹中购得新版的，然而，要等到荣休岁月，才有闲情全文细读。
李敖有文采，也风流。书中阐述，北京法源寺的原址，是唐太宗为纪念其征东军阵亡战士，在此建立的忠烈祠——悯忠寺。小说围绕源远流长的历代忠烈故事，讲到1898年的戊戌变法，读来饶有兴味。
其实此书是“主题先行”的。将近结尾时，图穷匕现，小说借一位虚构的高人李十力之口，道出主题：康有为的改良主义必遭扑灭，注定是失败的；唯有像谭嗣同这样抛头颅洒热血，才会把人们唤醒，让革命之火接续燃烧，中国才有希望。
改良无用，造反有理！李敖这招着实高明：此所谓彻底革命论，跟北京那个战无不胜的红太阳十分合拍；而台湾那些民粹暴力信奉者，听了也其爽无比。难怪，小说去年在中国大陆编成戏剧隆重上演后，也有意到台湾亮相。
然而，改良耶？革命耶？从陈耀成到李敖，我们看到文艺作品的两极取向，但国家要怎样才能进步的问题，却得不到深度的探讨。
写历史小说，尤其是清史，台湾有位大师笔名叫高阳（1922年至1992年）。早在1980年，他便出了一本《清末四公子》。这本书，我是要等到荣休后成为国大图书馆校友会员，才借来看的。
高阳此历史小说有个特色，就是夹议夹叙，小说甚至变成一种历史研究。他引用了当代台湾名儒硕彦的见解，加上自己的探索，琢磨评议书中人物，很有“立体感”。有中国网站称高阳的这种写法为“马克思唯物主义”，笑死人。夹议夹叙，西汉的太史公早就开始了！
高阳指出，怂恿光绪武装夺权，康有为有把如意算盘，倘能成功，他便是扶主重臣，“及至见事不谐，款段出都，先期避祸。”如此“康圣人”，写得入木三分！
谭嗣同呢（其实《清末四公子》主要写他一个），则早就存着求仁得仁的决心。高阳认为，谭嗣同著“仁学”，志向极大，只是囿于时势，使他成为英雄而未成学问家或哲学家。谭嗣同写过一首乐府诗《儿缆船》：
“北风蓬蓬，大浪雷吼，小儿曳缆逆风走！
惶惶船中人，生死在儿手。缆倒曳儿儿屡仆，持缆愈力缆縻肉。儿肉附缆去，儿掌惟见骨。
掌见骨，儿莫哭！儿掌有白骨，江心无白骨！”
诗人述说友人泛舟衡阳，遇上大风，船将翻覆。有个十岁的船家孩子（“十龄童”），逆风曳船入港，挽缆不放，掌肉磨去，但见白骨。船上有个大人喊道，孩子别哭，你的掌上有白骨，江中便无白骨！
高阳说，谭嗣同是慨然以“十龄童”自命的，宁愿牺牲自己，也要挽救即将翻覆的国家。“最不幸的是，这个‘十龄童’旁边有个混账的大人在鼓励他‘持缆愈力’，切勿松手。这个人就是康有为。”
奉劝清史读书会，高阳作品，万勿错过！
（作者是本地退休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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