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应该及早服药，还是延长服药时间？你想分一次还是两次服药？我是宁愿早点吃药。为什么？因为我认为这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一旦我们办妥了，就能够向前迈进。政府有了资源，有了来自消费税的税收，无论是投资、教育、医疗保健、就业奖励计划或者是进行税务改革，都可以着手去进行，以落实计划。”
这是李显龙总理2007年1月在新加坡劳资政论坛上，针对与会者提问的回应。
2006年11月，政府宣布调高消费税率两个百分点至7%，以增加政府收入，展开国家发展项目。劳资政论坛后的半年，也就是2007年7月1日，政府就一次过把消费税率从5%调高至7%。
此一时彼一时，财政部长王瑞杰周一发表财政预算案声明时宣布，政府计划将消费税从7%调高至9%，但只会在2021年至2025年期间才落实，即下届政府任期内。
换言之，政府提早了至少三年宣布调高消费税意愿，而此前王瑞杰和李总理都曾表示增税是迟早的事。
更耐人寻味的是，财长的宣布和正式调高消费税之间还隔着一个大选。上调消费税是容易掀起“口水战”的大选议题，政府每每需要为再当选就会提高消费税的传言辟谣，这回竟干脆决定在下次大选后增税。这难道是上届大选近70%的得票率，让现任政府对保住政权有十足信心？
这样的做法似乎也偏离政要常说的：不会把不想做或难做的事情推迟，让下一任政府去面对。
我们该如何诠释政府“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决定呢？
时任财政部长的尚达曼曾在2015年说，政府所采取的税收措施，足以应付至2020年的预算开支增加。李总理去年底表示，须增税以应付惠民政策、基础建设等相关开支的增加后，舆论就指出李总理抵触了尚达曼的说法。政府决定几年后才上调消费税，可简单地被视为政府透过此举，信守之前的承诺。
王瑞杰是总理接班人的三个热门人选之一，有民众认为他宣布在下届政府任期才上调消费税，无异于“政治自杀”。他却四平八稳地说，政府做任何事，都须从保障国家和国人的长远利益出发，是要做对的事，不可计算政治得失。
尽管这是人民行动党政府一贯的论述，也不失为包括王瑞杰的第四代领导团队，彰显“做对的事”的决心。毕竟行动党上下时刻紧记已故副总理拉惹勒南的教诲：新加坡要的是以行动彰显的民主（a democracy of deeds），必须动员民众携手合作使国家团结。
诚如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陈庆文所说的，我国应重新订立社会契约；让贫富老幼都接受有上调消费税的必要，对订立新社会契约无疑是个考验；而负责促进这样共识的重担，就落在第四代领导团队身上。
不少人认为，上调消费税主要是因为人口老龄化，须增加医疗开支，也有人再次敦促政府，随着消费税上调，应检讨10%的服务费。确保代际公平，不让上升的开支过于连累任何一代人，同时考虑上调消费税所可能造成的连锁影响，这些问题都是对第四代领导团队智慧与协作的考验。
政府去年冷不防地决定上调水费，引起诸多不满，这回提早几年通知上调消费税，是否就会让时间冲淡情绪？第四代领导团队除了一手“抓”社会议题，另一手还要“抓”经济，确保经济持续增长，不让增税对民众造成过大冲击。
（作者是新闻中心采访副主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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