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俊刚:老有所为和老有所用

儒家非常强调家庭伦理,这或许是古代以农业为主的社会背景使然。那个时候应该也没有什么养老院和孤儿院(据研究,中国最早的养老院始于南朝梁武帝所设立的“独孤院”,专门收养老人和孤儿,梁武帝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家庭是最重要的社会基本单位,因此,没法再耕作的老人和年幼者,都得靠家中壮丁抚养,形成多代同堂的大家庭。

现代社会就不同了。我们的社会已没多少大家庭,却有很多为老年人和幼童而设的设施,如养老院、孤儿院、日间托老所、幼稚园、托儿所等等。它们取代了很多传统大家庭的职能。现代工业社会加上城市化,使传统大家庭迅速崩溃,取而代之的是少子化的小家庭,这是问题之所在。

对此,人们至今还无法提出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但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是许多老有所终的责任,从家庭转移到政府肩上。于是,医疗开支和社会开支越来越大。

农业社会靠人力,因此非常注重生育。工业社会和城市社会则不然,因此出现了生育率普遍下降的问题,这也才有人口老龄化问题。在今年财政部长王瑞杰的预算声明中,人口老龄化也跻身三大课题之一。

在此之前不久,王财长也透露,有一组部长专门负责研究处理这个课题。他们包括卫生部长颜金勇,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傅海燕、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李智陞和国会议长陈川仁。事实上,政府早在2007年就设立了一个人口老龄化部长级委员会,目前是由颜金勇担任主席。由此足见政府对老龄化问题的重视,以及相关问题的复杂性和挑战性有多大。

人口老龄化是个问题,但不能被错误理解为老人都是问题,也不能误以为一个人到了法定退休年龄就百无一用,必须靠边站,或者必会成为社会的负担。现代社会的老人和农业社会的大不相同。现在,不止平均寿命延长,我们的工友占多数也是所谓的PMET(专业人士、经理、执行人员和技工),靠的不再是体力劳动。

对不少行业而言,丰富的经验积累更是年长工友宝贵的资产,非年轻入行者所能企及。由于公积金等制度,大部分在青壮年有稳定工作和收入的人,在踏入晚境时,也都有可观的积蓄(包括房子)作为老本。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乐龄人士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其实都能继续健康地独立生活很长一段时间,因此,过去人为定下的60岁或62岁退休年龄其实已不适用。有不少人因此建议,应把退休年龄延长到70岁。这一来可以让更多的人继续留在工作队伍中,缓解劳力短缺的问题;二来也可以让年长者继续靠自己的能力过活,有一定的收入。

据当局估计,到了2030年年龄65岁以上者人数会超过90万,换句话说,到时每四个新加坡人当中就有一个是65岁以上的老人。另据专家研究,一般年届60岁的男性新加坡人平均还能活上22年,女性更长命,平均可继续活上26年。

20年在人的一生中是很长的时间,如何使这最后的20年过得健康、充实和有意义,是个值得我们周详考虑和研究的大课题。我们有必要改变对老年人的传统看法:以为到了一定年纪就该含饴弄孙,安享晚年。这对生育率低和人力短缺的社会来说,是一种莫大的人力资源浪费。

因此,在确保老有所终的同时,我们实应一并研究如何做到老有所为,老有所用。这不是说要老年人都工作到老死,而是要充分利用宝贵的人力资源,让所有还可以工作和愿意工作的年长者继续发光发热,不虚度宝贵的生命。

如果我们把法定退休年龄延至70岁,或是视个别行业具体情况灵活延长,或是安排灵活的工作时间,就可以调动许多健康的年长者的积极性,善用他们的经验和人力。一个人工作大半辈子,突然退休,往往会难以适应,也容易失去生活的动力,提倡老有所为,也有助于使更多年长者的生活更加活跃和起劲,减少各种容易与散漫生活俱来的病痛。这肯定也有助于抑制老年医疗开支的迅猛增加。

当然,老有所为和老有所用不仅限于工作,而应有更加宽广的内涵。越来越多的乐龄人士基本上晚境无忧,即使他们选择半退休或不再工作,也应受鼓励积极参加其他的社会活动,保持晚年生活活跃,如做义工,培养有益身心的嗜好,参加有助健康的运动等等。目前,这方面的工作还做得不够。比如,所谓的乐龄大使可以造访年长者,给他们提出建议,但却没法做到有后续行动,确保年长者真的去参与。

政府的善加引导,是可以得到可观成效的。比方,近几年来,很多年长者就充分利用了活跃乐龄计划拨给的100元,参与各种体育活动,强身健体;也有许多的年长者利用技能创前程计划所拨给的500元,参与各种技能培训,掌握新知识和新技能。

政府应该在这些工作上加大力度,务使我们的乐龄人士都具有积极的生活心态,活跃的生活方式,越迟坐上轮椅越好;而整个社会也能形成一股老有所为和老有所用的积极风气。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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