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良平:中国共产党的又一次大回归

习近平不可能不懂得这么做是把自己放在火炉上烤,中外独裁者身败名裂的例子比比皆是。习近平是个有强烈历史责任感的领导人;和前任“击鼓传花”、绕开困难走不同,他上台后大刀阔斧地改革,并且都是啃最难啃的骨头。

2月25日,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了中共修宪的动议,其中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一条,在国内外引起了轩然大波。普遍的预期是习近平在2023年后将留任,这样就打破了中共30多年的每一代领导人两任10年的惯例,必将改变中国政治的格局,对中国前途影响深远。

由于严密的舆论控制,人们很难估量中国国内的民间舆情,但在国外则几乎是一边倒地负面反应,批评嘲讽四起,认为中国在开历史倒车,回归毛泽东时代的独裁专制,习近平要当皇帝等等。

这些反应很情绪化,也很自然。究其原因有两个:在中国人当中是对毛时代疯狂的憎恨和厌弃,在西方是对民主理念的执着和对独裁的反感。我们有必要用理性的分析来代替情绪化的反应,以更好地审时度势。

首先,取消任期限制并不等于恢复终身制,而且国家主席是个虚职,真正有实权的党总书记并没有任期限制,延任国家主席主要是为了便于国事外交活动。其次,我们需要探讨一下为什么习近平要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并且不妨先将眼光从他个人身上移开,来看看此举对国家、民族的可能影响。

首先将此举归因于个人野心和权欲过于简单化:习近平不可能不懂得这么做是把自己放在火炉上烤,中外独裁者身败名裂的例子比比皆是。习近平是个有强烈历史责任感的领导人;和前任“击鼓传花”、绕开困难走不同,他上台后大刀阔斧地改革,并且都是啃最难啃的骨头。

在他领导下发起的改革广泛而深刻,需要强有力的领导,而且决不是在他剩下的五年任期中所可以完成的。试想五年后他卸任,新一届的领导人很可能没有他强势,也没有他那么执着;改革有可能半途而废,中国可能再次陷入“九龙治水”和“政不出中南海”的局面。

习近平吸取了前任的教训,一上台就迅速集权,在短期内树立起了他的强势领导权威。但他仍面临官僚阶层普遍的消极抵制,大量改革措施在实行中举步维艰,甚至停留在纸面上,被批评为“改革空转”“雷声大,雨点小”。习近平说他需要更多时间,这不难理解。

其次,从中国的政治结构来看,最高领导体制的回归很自然。过去40年,中国的经济社会变化乃天翻地覆,但政治的最核心的部分几乎没有变。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仍然是列宁式政党,并且从邓小平起,党的建设都是沿着传统路线在走。

过去五年的“全面从严治党”更是强化了列宁党的特征。其中最大一个特征,也是列宁式政党最自然的状况,就是以领袖为核心的集权。邓小平的“集体领导”只是出于良好愿望的理想,在实践中是不成功的。

江泽民的12年是个不断集权的过程,但由于老一辈权势人物尚在,阻力很大。他只是在任期快结束时才成功,却又不得不到期下台。胡锦涛时代是真正尝试集体领导的10年,但结果是个“九龙治水”的局面,贻误了改革时机,形成大面积腐败。

中外执政的列宁式政党,从来没有创造出一个成熟的、有效的集体领导的机制,连党内民主都搞不成。这是其政党的逻辑使然。要改变领导体制必须先改变党的组织结构、运行机制以及权力合法性的来源,这是中共从来没有考虑过的。

强势领导的形成和成熟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奥巴马在他卸任前说,和八年前相比,他是一个更合格、更有能力的总统。但任期到了,必须下台。这不能不说是人力资源的浪费。相比之下,中国的体制更能克服这个缺陷。

中共的“四个自信”之一是“制度自信”。西方发达的民主国家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国家的大政方针要靠周期性的选举来汇聚民意而定,而且每届政府都有变化。在社会分裂,共识不再,政党为斗争而争斗的情况下,选举民主普遍遇到困难,很难产生有效的政策和得力的领导。政策缺乏连续性和政客的短期行为,是中共批评选举民主的一个常用口实。

相比之下,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直是一个有明确目标的运动和事业,并且在可见的将来会一直如此。中共的十九大将直到2050年的发展都规划好了,所需要的是强大的执行力。持续而强有力的领导是成败的关键,而且列宁式政党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也正适合这种运动式的事业。从历史和文化传统来看,“皇权”是中国的常态。

回归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影响

这么看,中共的回归似乎是个必然趋势。那它对国家、民族的前途会有什么影响呢?这有好坏两种可能性,取决于习近平本人的选择,也取决于诸多客观条件以及不可预测的事件。

从好的方面讲,此举也许能让中国实现一种超乎寻常的合力,以便更快、更有效地达到既定目标。十九大制定的近、中、远期目标在国内是有普遍共识的;如果此举有利于实现这些目标,对中国当然是好事。但是,在这条路上有相当多的陷阱,充满了风险,搞不好会一败涂地。这里只举三种危险。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福山认为,中国政治体制的致命缺陷是没有解决“坏皇帝”的问题。有个“好皇帝”的话,中国的体制可以很有效率,用中共的话说就是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但一个坏皇帝会带来巨大灾难,因为人民除了用暴力外没有办法推翻他。至于是好皇帝还是坏皇帝,只能碰运气了。

毛泽东在晚年造成的长时间、大规模的“浩劫”(中共正式决议中的定性)会不会重现?这是中外普遍担心的问题。权力有巨大的腐蚀性,会让人上瘾。一旦掌握不受监督、没有制衡的权力,腐败只是小菜一碟,更可怕的是领导人被阿谀奉承 、报喜不报忧的小人包围,生活在自己的幻想中,与现实脱节,一意孤行地推行灾难性的政策。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第二,在政府简政放权、转换职能的同时,党却在扩张:中共党员的规模已达1000万人,基层组织近450万个。与此同时,权力正在从政府转移到党的各级组织。党组织向经济社会的渗透,在事实上造成了一种超级大政府、小社会的格局,而且这种政府是无限责任的。

中共的本意是想保持社会稳定,但很可能适得其反。对社会的严密控制一方面扼杀了社会的活力,使中共想要的“创新型社会”落空,另一方面造成社会的依赖性或自理能力的缺失。

民主国家的优点是小政府、大社会;公民社会已很成熟,民众离了政府照样活,因而政治动荡对经济和社会的冲击有限。中国则不然,政府在经济社会的日常运作无处不在,政坛动荡的破坏性很大。反之,执政党的庞大控制范围,也使经济社会的动荡能给执政党造成巨大的冲击。党员、党组织甚至军队都可能瘫痪掉,形成1989年“苏东波”那样的态势。

第三,从国际形势来看,中共的大回归必然引起西方国家的警惕,将中国视为异类、威胁,甚至重新燃起冷战的战火。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西方国家之间已形成共识,其价值观也在全世界广泛传播。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反华统一战线很容易成形,甚至连印度这样的国家也会站到中国的对立面。逐渐地,它们在贸易上不再对中国让步,在投资并购上刁难中国,在技术上封锁中国。人工智能等高技术的发展,有可能使制造业重返发达国家,使它们不再依赖中国的供应。

虽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世界第一,但西方国家合起来的经济总量、技术水平和军事力量仍远超中国。新冷战会使中国现代化的国际环境急剧恶化。这种苗头目前已清晰可见。

应付这些危险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外交艺术,目前中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准备不足,而且也缺乏八九十年代的那种虚心好学的精神。有人甚至故意挑起意识形态的论战,过早地自我膨胀了。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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