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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俊刚:希求强人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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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官方的《人民日报》强调,修改国家主席任期规定不意味领导干部终身任职,但废除两任的规定,意味着习近平至少会做上三个任期,而且集党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于一身,权力至高无上。

虽然这不等于变相恢复领导职务终身制,但是却实实在在地打破了江泽民和胡锦涛都奉行如仪的两任制。有外国媒体形容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普京模式。俄国总统制允许连续两任,但之后可以隔届再任(只要在选举中胜出)。所以,我们看到普京再两任之后,和总理梅德韦杰夫调换了一次位置,2012年又重回总统宝座,而且任期由原来的四年延长到六年。西方人认为这是政治操作,但时至今日普京这位俄国强人的人气还是空前旺盛。

习近平的人气同样也非常旺,他也是一位政治强人,不像江胡那样,萧规曹随,而是大胆出格。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修宪建议是预料中事,但也说明当今中国希求一位强有力的“明主”,而习近平正是人们心目中的明主,在他的带领下,整个中国目前正沉醉在一片伟大复兴的民族主义热忱中。

普京和习近平的例子显示,我们所处的年代,既是一个民族主义复兴的年代,也是一个希求政治强人的年代。民族主义抬头,因此,普京誓言要恢复俄罗斯昔日的辉煌;习近平则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美国也不例外, 特朗普喊出了要美国重新强大和美国优先的口号。其他国家像印度和菲律宾,穆迪总理和杜特尔特总统都是以强人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在西方民主国家,民主普遍失灵和无效,致使所谓反体制的势力日渐抬头,人们何尝不也在希求和呼唤体制外的强人。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吃尽苦头的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力主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并在1982年制定了现行宪法中规定了国家主席与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人大委员长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条文。中共本身并没有这样的规定,也就是说党总书记其实可以一直连任。中央军委主席也是如此。废除主席任期的限制,等于是党政更加一体化了。

邓小平之后的江泽民和胡锦涛,都把国家主席只限两任理解为国家领导职位只限两任。那么,习近平为什么要废掉两任的限制呢?道理很简单,大业未竟也。在他上任后提出的“一带一路”大战略和伟大的中国梦,都还需要大力跟进。在他第一个任期内展开的大规模肃贪行动,也需要有后续行动。此外,如果他只续任总书记而不续任国家主席,显然将影响他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形象和地位。

但是,难道除了习近平,其他人就没有能力把未竟的大业完成吗?显然,中共党内与习近平是有共识的,特别是在好些大老虎都已被打掉之后。而江胡两任所出现的积弊,似乎也让习近平有了更好的集权理由和强大的支持。

邓小平之后的中国领导可以说是集体领导,江和胡都说不上是政治强人。这固然避免了类似毛泽东式领导的弊端,但却也滋生了另一些问题,特别是山头主义。那些在习近平手头被打掉的大老虎,如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等等,可以说都是缺乏强人的集体领导下的产物。没有强人,大家就容易培养各自的势力,进而形成各种以利益相勾结的集团,要打掉这样的集团谈何容易。

在胡锦涛时期,我们就已经不时听到贪腐问题会亡党亡国的警告,足见问题的严重性。但是,终其十年,胡锦涛在肃贪的工作上并没有取得显著成效。这或许也告诉我们,所谓的集体领导是有其局限性和先天缺陷的。而这种缺陷似乎只能由强人政治来弥补。

习近平的出现正迎合了这样的需要。他上任后不久,便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反腐,一派强悍作风,而成效卓著,也令举世刮目相看。对一般中国老百姓来说,真是大快人心。而对中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的追求,更是令全体中国人着迷和动情。政治上,习近平也因此很快的成了“中兴之主”。

普京以他的方式表现俄罗斯式的民主,习近平则以他的方式表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两位强人强悍的作风同样是所向披靡。这的确很让西方人吃惊。因为,两人不仅没有按照西方的民主模式行事,还干出了惊天动地的成就。他们证明了强人政治是可以行之有效的。

现在,西方民主只能寄望于一句老话的应验,即:权力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腐化。因为,要以西方式民主的优越性来说服中国人看来已是无望了。西方一些忧时之士如今也怀揣着另一种不安:所谓的中国模式似乎已骎骎然要挑战西方模式了。这也难怪,美国会把中国和俄罗斯列为战略竞争对手。但如果西方民主一直萎靡不振,无法找到复兴的力量,也只能坐视中国不断崛起而已。

不过,平心而论,强人政治的确也会带来一些棘手的问题,如果强人不够明智,甚至恋栈权位,权力就很容易腐化,并产生连带性后遗症,如权力交接失序,增加政府和国家未来的不确定性。江胡两任的权力交接是有序的,也是可预见的;而除非习近平在第三任期内安排好接班的工作,否则在他之后的权力交接的不确定性将会大大增加。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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