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中国政协应向异议人士开放

执政党要把协商民主发展成区别于西式民主的形式,使协商民主“好”于西方的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就必须是“真”协商而非“假”协商,做个协商的样子。

中国“两会”已经召开。今年“两会”的一个重要议程是审议党政群机构改革。但在我看来,需要改革的不仅是党政群机构,作为构成中国政治基本制度的人大和政协本身,亦需改革,以摆脱其长期以来的“花瓶”角色。

在中国的制度设计和政治结构中,人大是国家权力机构和立法者,具有立法、选举、任免官员以及其他涉及国本的重大权力。在当下保守的政治环境下,如果说推动人大改革会遇到诸多障碍,相对而言,政协改革的余地更大一些。最近几年来,执政党鼓吹要发展“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而“协商民主”的一个最重要平台,就是政协。换言之,政协承担着在中国发展和推进协商民主的重任,有一定的改革空间。

眼下可以操作的,对整个保守体制震动较少,同时又确实能够起到一定作用,激发政协活力的一个办法,是为政协引入一批新生力量和新鲜“血液”,特别是将社会的活跃分子、意见领袖和异议人士延揽进来,让他们充当激活政协功能的“鲶鱼”。也就是说,政协应该面向异议人士开放。

先说明一下,我讲的异议人士不是指国家政权的反对者,而仅仅指好发与官方不同声音的人,它包括与官方政治见解不同,但不把自身定位于反对者的人士。从这个角度看,异议者既存在体制内,也存在体制外。事实上,执政党也早已宣布中国不存在“阶级敌人”和“阶级斗争”,因此,异议人士和当局至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他们的差别只是在具体利益和诉求的不同而已。

一些人会发出疑虑,在当局打压异议人士和不同政见的情况下,愿意向他们打开政协大门吗?这不过是作者对执政党的又一个幼稚幻想罢了。我承认有很大困难,但也并非完全不可能。此中关键,是要让执政党明白,这是代价最少的政治转型路径,并不构成对它的威胁;相反,是符合其利益的,如果它终究不得不改革的话。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看待:

首先,政协向异议人士开放,合乎其职能和执政党将政协作为统战组织的定位与目的。政协具有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三大职能,但要发挥好这三大职能,前提是要有一批高政治素质、愿意参与的人加入到政协队伍中来。而意见领袖和异议人士,由于他们的“天然”职责就是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因而既有政治责任,亦有政治能力做好政协的工作。

从执政党的角度看,政协是其统战组织。所谓“统战”,是争取尽可能多的“盟友”,来支持——至少不反对——执政党的事业。故但凡有可能,要把社会的一切政治力量和不同利益统一、团结在执政党的“旗帜”下,不进行博弈,才符合它的统战机构性质;而不是赞成我的,才让他进入政协,否则就排斥。

其次,政协向异议人士开放,也是执政党发展协商民主的需要。诚如前述,执政党要把协商民主发展成区别于西式民主的形式,使协商民主“好”于西方的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就必须是“真”协商而非“假”协商,做个协商的样子。要“真”协商,政协里头就需要有代表不同立场和利益的群体,就需要有异议。大家一团和气,也就没有必要协商,执政党自己决定就是。既为“协商”,自然意味着立场和利益的不同,甚至相反。

现有的政协构成中,当然有不同利益的群体,但他们不敢公开地、旗帜鲜明地表达出来,特别是弱势群体和代表社会公义的群体缺乏。引入意见领袖和异议人士,能够部分弥补缺憾。这些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利益坐下来交流、沟通、谈判,寻求一个最大公约数,就是协商的过程。经协商而形成的政策才具有坚实基础,得到多数人的支持。所以,将意见领袖和异议人士纳入,更能体现协商民主的“协商”本质。

降低转型成本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政协向异议人士开放,将为中国的政治转型建立一个良好的对话平台,有利于推进政治改革,降低社会的转型成本。

政治改革和政治转型是一个过程,特别对中国这样的超大型国家而言,这个过程不会短。所以,在初始阶段,如能找到一个恰当的形式,既让统治者放心,又能起到效果,对政改的深入推进乃至最终成功,就很重要。中国改革40年,政治改革之所以进展不大,与此有莫大关系。如果一开始就要分统治者的权,搞竞选,统治者当然不会答应。

在政协的平台上沟通、对话、谈判,让执政党认为能够掌控整个过程,它对政改就会少点戒心。社会的政治对话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社会的反对派在体制外发动抗争,让统治者感到压力而对话;二是统治者主动在体制内搭建平台,将社会不同力量容纳进来,共同在这个平台上来表达意见。显然,相对前者,后者的转型成本要低一些,对社会的震荡要少一些。

在中国当下的约束条件下,政协是一个较好的对话平台和形式,没有理由不很好地利用它。但前提是,这个平台必须能够容纳和代表不同立场和利益,并进行博弈。以此观之,目前政协的组成结构是不利其平台功能发挥的。虽然法律上规定了政协应该包容不同行业和群体、阶层,但实际上,两个群体一直以来在政协占主导,即官员和商人,再加上一定数量的影视体育明星和文化名人,这基本上就是中国各级政协机构的构成。在这个结构下,虽然每年开“两会”,也能见到个别或少数委员敢言、“放炮”,但绝大多数是应声虫,既提不出有质量的提案,更不敢表达不同意见,行使否决权。

对于异议者来说,既然在体制内被剥夺了争利益的权利,就只能在体制外,通过其他方式去争取。但这无疑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转型成本,理应避免。所以,必须改造体制内平台的组成,尽可能让它容纳不同的声音和利益,包括异议人士的声音,这总比拒他们于门外,对统治者和社会产生的危害要少。

体制内的对话平台还有一个好处,即让大家都学会遵守规则,倾听和对话,这是建立民主的一个要件。即使统治者一时不采纳,也至少了解异议人士所代表的阶层的想法和诉求,从而在施政时加以注意。

政治改革和转型的确需要小心又小心,但不能小心谨慎到无所作为。考虑到当下环境,若人大不放开,尚可理解,政协应该而且必须向意见领袖和异议人士等开放,打造一个容纳异议者的平台,大家在这个平台上博弈和合作,既可保政治稳定又能使政治具活力,并为将来的全面政治改革准备条件。假如当局连这点“雅量”都没有,社会矛盾就只会越积越重。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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