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辩论更激烈，是否意味着内容也产生积极意义上的质变，还是只凸显执政党与反对党更常陷入政治博弈？
新加坡国会议事厅的运作一向以高效与理性著称，这里几乎从未上演议员互相叫嚣怒骂等戏剧性戏码；也因为执政党仍以压倒性多数控制议会，国会不曾出现代议士为了拖延法案通过，而采用“拉布”策略阻拦表决的情况。
整体而言，一般新加坡人相信都接受，议员冷静与理智的论政风格，能让议事规范趋向成熟。
然而，过去两周以来，若有密切关注人民行动党部长与工人党议员在国会的交锋与互动，脑海中不免会浮现许多针对国会议员论政尺度该如何拿捏的问题。工人党主席林瑞莲被要求向国会道歉一事，让国会议员的辩论素质成为关注点，也进一步引发议员发言空间与所享国会特权的讨论。
例如，当一名议员要在国会对政府或其他人提出“合理怀疑”时，他首先必须掌握多少依据？议员在什么情况下，国会言论能享有免责特权？怎么样才算违反特权？议员在传达民意时，若反映的是坊间的揣测与传闻，应说他是不老实，还是觉得他“接地气”？如何才是负责任的行为？
这一系列有关“如何辩论”的讨论，必须理智看待。若结果只是选民纷纷选边站，探讨争锋中孰胜孰败，将仅是目光短浅的表现。令人担忧的是，国会领袖傅海燕短短两个月内，一连要求两名工人党议员撤销“不实言论”，向国会道歉，看在工人党支持者的眼里，很容易被视为是执政党对竞争者的强力打压。林瑞莲不撤回国会言论的决定，也已被定性为反对党言论受到钳制后，“不道歉不低头”的英勇表现，模糊了焦点，也让我们错失讨论这项重要议题的机会。
国会从上个月27日开始辩论政府财政预算案声明和各部门的开支预算，在总结总时长52小时，即五年来历时最长的辩论时，国会议长陈川仁发表了一席发人深省的讲话。他提醒说，议员可尽情激辩，不过必须确保不越界且负责任。他说：“意见上的相左是重要的，辩论有助于大家改进和理清事情。”
其实，此次的财政预算案辩论，不论在聚焦消费税下来调涨的宣布、储备金的动用，或代际公平这个超越政策与宪法处理层面的道德问题上，在深度和广度方面，似乎都让人觉得有所欠缺。朝野两党的交锋尽管火花四溅，但若与学者圈里看到的更深刻评论与经济理据作比较，辩论的素质让人有些失望。
首先，这是反对党30多年以来，首次对预算案声明投下反对票。不过，吊诡的是，朝野两党的分歧实际上却不源自工人党对整体预算案的根本否定，反而仅体现它要在消费税这项单一议题上，与行动党政府划清界限的立场。
此外，纵观此次消费税课题的辩论，两党似乎一开始就预设立场。财政部长王瑞杰宣布政府将在2021年至2025年间落实消费税的调涨，此做法之罕见自然引发一系列有关提高消费税时机的议论，但政府却让人觉得，它没有设法说服反对党，或向人民更好地解释调高消费税的决定，背后所隐含的更深刻的意涵与经济考量。
另一方面，工人党议员也看似不准备被政府说服。当该党维持“观望态度”，而被财长批评为不发表明确立场，是采取政治上的权宜之计时，他们并没有进一步阐述该党对平衡国家开支与储备的观点，到底与执政党的立场有何不同，错失良机。这样下来，朝野两党的互动少了更深一层的论辩说理，也自然无法取得合理、正当的共识。
笔者一向好奇，衡量国会辩论素质能否有一套更客观的标准。近年来，不论朝野，议员发表讲话的时长增加了，反对党议员人数的增加也让重要议题的讨论变得更多元，但国会辩论更激烈，是否意味着内容也产生积极意义上的质变，还是只凸显执政党与反对党更常陷入政治博弈？这需要进一步的验证。
例如，在瑞士，有研究员就曾在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瑞士人民党进驻国会后，用非常数学的方式，以议员演讲内容呈现的“认知复杂性”（cognitive complexity）为标准，计算国会的辩论素质。结果发现，尽管瑞士国会维持表面上一贯的庄重，但迹象却显示，国会重视审议与协商的传统正逐渐被削弱，议员之前复杂的理性辩论也遭肤浅的政治谈论所取代。
此外，这次工人党党魁刘程强在国会提出“消费税课题待大选群众大会再辩”的论述，也牵引出一个关键的问题：朝野两党对于什么是理想的审议式民主，是否有不同的想法和想象？李显龙总理不只一次强调，民主进程重在国会辩论的素质，而非反对党议员在国会的多寡；但对刘程强与工人党来说，反对党在国会里势单力薄，它必然对国会审议的有效性抱持着怀疑态度。
然而，所谓民主的核心要素却不能只集中在选举过程上，它得包含更多层面，并且也在于改善审议政治的过程。在这点上，不管是打着“第一世界国会”旗帜进入国会的工人党议员，或是更有能力引领大家，形塑建设性政治生态的行动党，都责无旁贷。
（作者是新闻中心特稿组执行级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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