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慕媛:冷战思维下的历史原罪

一直把母语、华语跟英语置于对立面,并对掌握良好华语文的华人身份与文化认同,产生疑虑的心态,是类似冷战思维的残余,那是质疑者自身意识形态的集中投射。

语文学习,尤其是“母语”学习,在新加坡这个国情特殊、语境另类的小城邦,经常显现出他者所无法理解的深沉无奈、纠结与对抗。

本地复杂的政治斗争历程、歧异的文化教育背景,种下盘根错节的语文环境,让华语文在各式文化或语文的讨论中,无端端背负着历史原罪,比如发扬华语文及华人文化认同,便有可能成为多元文化与社会的绊脚石等等。而所谓“华人特权”这顶最新的帽子,更是超出大部分华人与菁英的理解范畴,成为无厘头的说辞。

回顾我们身历其境的父辈,及不少同辈的“二等公民”岁月,受华文教育者的待遇及晋升,普遍比英文教育者都差,甚至差很大。因为不能掌握好英语而吃亏的一代甚至两代人,比比皆是,迫使许多接受华文教育的家长,把子女送进英校就读。到底是坚守语文与文化的“精神家园”,还是拥抱子女将来会有更好出路的“物质世界”,本地识时务的家长,不需要有太高的智商或情商,大多数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

因此,新加坡人在华校或英校之间择其一的所谓“家长的选择”,彻头彻尾是一道伪命题,因为家长根本无从选择。这是其一。

其二,讨论语文政策或文化认同时,经常弥漫着对年长华文教育者,以及对华文程度良好的新一代的误解与无知。在“非华教者”最大程度的理解中,受华文教育的文化与身份认同,向来都是可疑的。当使用华文最大的国家中国,在锁国积弱时,本地的华教者身受其害,过着不识时务的低调生活;而当中国逐渐强大并切实发挥影响力,华教者的出路疑似出现转机时,强加在他们头上那“可疑”的文化与身份认同的紧箍咒,又会及时地发挥作用。

其三,以纯熟良好的英文写作的美国人、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以及亚洲的印度人、新加坡人、马来西亚人,都不会遭人扣上“效忠英国”“追随英女王”的指控,或者背负“文化认同模糊、影响各族和谐”等莫名其妙的原罪,为什么?因为这些地区,原是大英帝国曾经的殖民地,以及人口有计划大批外移的新大陆,英语文在当地是主流语种,同时定位成为跟国际接轨的、唯一正统的语文。

在本地,即使这个主流当中为数不少的人,选择了移民他国,充其量也只是被视为“受英文教育的专业人士,所以出路更广”的一群;最终放弃新加坡国籍的他们,终其一生,都不会背负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原罪。这是问题的关键。

其四,华教者积极通过英文、马来文及其他外语大量汲取新知,包括行业知识与兴趣爱好的广泛内容,亦多不胜数。以我们这批老文青为例,也因为时代“西风东渐”的影响而喜爱西洋文学、热衷英美流行歌曲与电影、熟悉“西方列强”的音乐与美术。而且,新加坡几乎各个艺术门类,都有大批华文教育与华文文化背景的代表人物,这是母语教育的力量所在,为我们构建了自身的文化自信后,也拥有欣赏各国艺术的高度。华教者在这方面的进取与学习,没有丝毫的意识形态在作祟,这是明显的事实。

其五,在我成长的环境及语境,许多受华文教育的长辈虽然不谙英语,却能熟练使用马来话跟邻居或小贩交谈;反之,能自在使用华语或方言跟华人沟通的马来同胞,则极为罕见,这是华教者或华社长久以来主动释放的善意,大家早已养成习惯。至今,我们和下一代跟他族沟通的用语,也是英语及马来语参杂,充分显示了华人与他族相处的开放心态。

相形之下,一直把母语、华语跟英语置于对立面,并对掌握良好华语文的华人身份与文化认同,产生疑虑的心态,是类似冷战思维的残余,那是质疑者自身意识形态的集中投射。

说到底,一心想落叶归根、返回中国家乡的先辈,早已寥寥可数,大部分华文教育者对国家忠贞,对这片土地热爱,他们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原本就没有混淆。

对一大批因为英语文不够好,而长期受委屈、吃过不少苦头的各行各业的华人来说,大半生青春业已消磨殆尽之际,骤然从暗处蹦出“华人特权”这纯属虚构的话语,不仅十足十的非理性,还充满了超现实的荒诞。因为现实中,特权与苦楚,原本象征着天堂与地狱之别,如今居然可以糅杂成为一体的怪胎,完全乖戾了常理,不像是人说的话。

俗谚云:人不幽默,将死于愤怒。在面对荒诞时,身历其境者是很难做到平心静气的境界。为了避免在愤怒中死亡,我们或许要学习以更大的虚无,跟荒诞一起同台演出。

(作者从事媒体与翻译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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