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角
仅是讨论特选学校的存废是缺乏意义的。追根究底，我们要问的是，我们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语文文化环境之中；而这个环境又是否存在我们所迫切想要改变的状况。就像《海峡时报》的袁昕在与《联合早报》的跨语言合作《六封信 两个世界 一个华人社会》中所说的那样，我国特选中学其实已经沦为单一语言的环境，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特选中学的留，更多是一种情感上的留。
如果单从信的内容来看，少女时期的袁昕是一个较为现实的孩子，小小年纪已经懂得选修第一语文的好处，在于上初院能加分。这其实正是我们的教育需要正视的，从很早就让孩子把学习当成是一种纯粹的对分数的追求；语言和文化也被放在这样的制度和语境下去看待，而变成极度死板的学科。如果我们无法把语言文字看作是一把开启一扇了解一种文化的大门的钥匙，然后饶有兴趣地去拥抱它，我们永远只能在门外游走，不可能有机会打开那一扇门。学习任何语言文化都是一样的，态度是最为基本的要求。
在新加坡，我们接近某种语言文化的方式，经常都带着恐惧。这种恐惧源自于冷战时期对待语言文化的意识形态。因为埋在心底潜意识并渗透开来的恐惧，我们总是告诉自己，也告诉自己的孩子，某一个语文是非常难学习的，我们没有能力学好它。恐惧最可能的结果就是把自己吓走，或者把对方吓走。因为恐惧，我们就有了《联合早报》的黄伟曼文章中所说的“无力”。面对想象中的洪水猛兽，只能够无力地等待被它吞噬，因为不相信自己有力量，更不可能激励身边的人或者下一代，去正面看待语言和文化。可笑的是，冷战时代已经终结，我们已经步入21世纪第四场工业革命的场景。
关于学校的分类问题，袁昕指出，特选中学或造成某一种语文文化的推广被局限在一类学校内，而使得制度以外的学生无法培养对这种语文文化的喜爱。这忽略了一个基本的问题。学校的分类，特选中学只是一类，很多不同的分类都会造成同样的状况，譬如根据成绩好坏的分类，根据IQ高低的分类，根据课外活动的分类等等。问题不是学校如何分类，而是在分类以外，我们给了孩子多少自我探索的空间，并是否提供愿意探索的孩子予精神上的支持和资源上的支援。或者是，我们直指着孩子的鼻子，告诉他们已经被准确地分类了，导致他们失去自信。探索的自由空间，往往才是一个过于严谨的制度里所缺乏的。
我也来自特选中学，但我倒是相信，特选与否，它们都有着自己悠长的历史。华侨中学就算不是特选中学，也还会是华侨中学。特选中学让它挂上了标签，更多的是制度上的需要，资源分配上的需要，它不会改变华侨中学的创校历史和师长校友共同创造的氛围。会改变它的，是大环境，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去看待语言和文化，并且将这些或正确或偏颇的态度，通过言行举止影响了我们的下一代。
在六封信的讨论中，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交流的个人很坦诚地表达了对语言文化的矛盾心理。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被边缘化的人，都在语言文化的面前感到不足和弱势。袁昕很直接地说：“我能毫不费劲地用华语和我比较亲近的朋友交谈，而我能感觉到，有些人会看不起像我这样的人。英语被视为都市人想要在职场出头的语言，而华语是邻里的主要用语。拥抱自己作为新加坡华人的根，让我和那些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撇开华人身份的人相比，低人一等。”
所以，用华文华语交流是一件“低人一等”的事。因为她感觉到被看不起，所以宁可不要用这个语言，接近这个文化；在纯英文教育和文化的人面前，她有一种“自卑感”。
另一方面，黄伟曼说：“在与讲英语的人对话时，即便对方完全不察觉有不妥，并且能百分百理解我所说，我却还是完全可以感受到自己正在做很大的努力，以隐去母语（不管是华语或方言）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我一向来觉得‘流亡’是个很重的词，它过于悲壮，但我在和生活于不同语言世界的人交谈时，却往往原地不动就能感觉到自己在流亡，觉得在这个以英语为主流的社会里，自己某种程度上算是个边缘人。”
看到这里，觉得很惨烈。原来我们都在语言文化之间徘徊“流亡”，对我们的文化归宿既骄傲又自卑。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拿出自信，告诉自己，自己其实没有什么不妥，接受自己就只是一只在不同语言文化的大花园大树林里采蜜的小蜜蜂，然后真正感受每一种语言文化带给我们生活和精神上的丰富和美好。
从这里，我们很容易可以理解最后两封信的“特权”这回事。在我们每一个人眼里，其他人、其他族群都拥有我们所没有的特权。我们每一个人都只能从自己的角度去认识这个世界，很难跳出来。几乎每一个人都感觉到自己是被边缘化的，就算是有机会和纯英文教育的人聊天，也会发现他们充满了危机感，觉得自己如袁昕所讲的那样高高在上之余，却也觉得被轻视。
最近，我和美术学者张夏帏进行美术口述历史的访问。这个口述历史项目是南洋理工大学当代艺术中心研究员张家杰和王佩琴利用业余时间发起的，旨在为国家档案局采访那些尚未做口述历史的美术界艺术家和历史学家、策展人等。我印象深刻的是，张夏帏在采访中分享，当年郭宝崑不时举办跨语言文化的交流会，并且在交流会中鼓励不同族群以各自感觉最舒服的语言表达自己。参与者都乐于为不谙某种语言的人，担任现场翻译。张夏帏说，受英文教育且不谙中文的我国艺术家、文化奖得奖人张永生曾经告诉他，他很尊重郭宝崑，因为郭宝崑没有像一些受华文教育者那样，轻视嫌弃他这个不懂中文的人。这是多么有趣的对话。
既然我们都为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的位置，感到骄傲而自卑，或许那是我们可以开始理解彼此的基础。社会人类学家皮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1980年代将语言文字的政治化，做了深刻的讨论。只有抛弃这种遗留下来的政治化的思维，仅仅将语言文字看作是工具和筹码的狭隘观点，从人性化、人文的角度去接近它，我们才有可能把握那一扇门的钥匙，相信门后面是精彩纷呈的世界，而不是一只等着吞噬自己的野兽。那么我们才有可能得到救赎。无论哪一种语言与文化都是一样的。
作者是华文媒体集团新闻中心高级执行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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