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雁冰：看完《六封信》以后

文化视角
仅是讨论特选学校的存废是缺乏意义的。追根究底，我们要问的是，我们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语文文化环境之中；而这个环境又是否存在我们所迫切想要改变的状况。就像《海峡时报》的袁昕在与《联合早报》的跨语言合作《六封信 两个世界 一个华人社会》中所说的那样，我国特选中学其实已经沦为单一语言的环境，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特选中学的留，更多是一种情感上的留。

如果单从信的内容来看，少女时期的袁昕是一个较为现实的孩子，小小年纪已经懂得选修第一语文的好处，在于上初院能加分。这其实正是我们的教育需要正视的，从很早就让孩子把学习当成是一种纯粹的对分数的追求；语言和文化也被放在这样的制度和语境下去看待，而变成极度死板的学科。如果我们无法把语言文字看作是一把开启一扇了解一种文化的大门的钥匙，然后饶有兴趣地去拥抱它，我们永远只能在门外游走，不可能有机会打开那一扇门。学习任何语言文化都是一样的，态度是最为基本的要求。

在新加坡，我们接近某种语言文化的方式，经常都带着恐惧。这种恐惧源自于冷战时期对待语言文化的意识形态。因为埋在心底潜意识并渗透开来的恐惧，我们总是告诉自己，也告诉自己的孩子，某一个语文是非常难学习的，我们没有能力学好它。恐惧最可能的结果就是把自己吓走，或者把对方吓走。因为恐惧，我们就有了《联合早报》的黄伟曼文章中所说的“无力”。面对想象中的洪水猛兽，只能够无力地等待被它吞噬，因为不相信自己有力量，更不可能激励身边的人或者下一代，去正面看待语言和文化。可笑的是，冷战时代已经终结，我们已经步入21世纪第四场工业革命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