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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惜薇:久麻难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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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根手指最近常发麻,早上起床尤其觉得仿佛有很多只蚂蚁在指尖上爬,于是决定到中医诊所求医。

中医师先是开药给我吃,一周后不见起色,我再次上门求医时,忍不住埋怨这麻痹问题不容易“断根”。

中医师笑说:“拄着拐杖、带着新伤进来诊所的,我尚且有本事让他走出去时不需要再用拐杖,但是‘痛容易医,麻难医’,旧患不是一朝一夕能治愈的”。

近日适逢国会特别委员会针对网上假信息召开公开听证会,“麻难医”的道理恰恰可能派上用场。

就如何打击网上假信息问题,政府集思广益,不仅征求本地各界人士反馈,也特地把海外专家请到新加坡供证,或者通过远程视频会议,听取他们的意见。

政府这么做,说白了,就是担心民众辨识不了何谓假信息,结果以讹传讹,谣言、耳语在同质性高的群体里相互加强,同时削弱了民众对政府和体制的信任。

多位供证的外国专家就说,假信息要发挥作用,就要有愿意相信这些信息的受众;而这样的受众,多是对政府、社会有所不满者。

新加坡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修博士(Mathew Mathews)在听证会上,形象地把假信息长期所造成的祸害,比喻为“慢性滴漏效应”。他认为若不尽快应对,假信息的散播可逐渐起着离间和分化作用,有如水滴慢速侵蚀掉不同社群间的和谐与团结。

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卓越国家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萨稀贾古玛(Shashi Jayakumar)则说,新加坡的“问题”就是大家在“超级正常”的状况中成长,没有见过多少异常的大场面;官委议员谢邕邕表示同意之余,举例说她怀疑有多少人认真看待紧急应变演习。

萨稀贾古玛和谢邕邕所担心的正是:“久麻”的民众把一切视为理所当然,要如何引导他们正视包括假信息泛滥所构成的种种威胁呢?

这点政府要背负一定责任,它不仅要“做对的事”,也要“把事做对”。

2011年“分水岭大选”过后,李显龙总理在人民行动党大会上,对更多由下至上的主张、建议和想法表示欢迎。尔后举办“我们的新加坡对话会”“未来经济”系列交流会等等,就是希望把触角伸向民众,让大家有机会共同形塑国家未来,不会因没有管道陈情而“变麻”。

新加坡政府常强调不会回避对人民有益但未必受欢迎的政策,这固然没错,但政府不能让人觉得它已预设解决方案,大规模征求民意和咨询学者专家只不过是“走过场”,引导供证者最终支持政府所要的结论。

政府决定透过特委会正视如何“打假”后,舆论就担心政府或会为了立法严惩造假者,不惜抑制言论自由;也有不少人质问现有法令是否足以打击假信息。但这不意味着政府就非得回避制定新法,更妥当的做法,是让人民意识到政府是在探讨各种选项的可行性后,才做出是否要立新法的决定。

诚如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在听证会上一再强调的,要打击假信息,就必须多管齐下,媒体、学界、商界(包括科技公司)、不同族群与宗教团体、公民组织,乃至个人,都需要扮演一定角色。教育(包括我国多年来强调的全民防卫)、提高媒体素养、设立核实信息平台等等举措,也都不可被忽略。

外国经验显示,造假工厂总会趁重大政治事件如大选时启动机器,本区域多个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都即将举行大选,新加坡民众可趁此时多加留意,辨识消息真伪,待轮到自己走到投票箱前时,才更了解手中选票的意义。

(作者是新闻中心采访副主任(政治) hosb@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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