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孟达:社交平台要“无为而治”到几时?

一个更严厉有效的监管立法不是限制社交媒体的发展,而是促使它们更加负责任,敢于承担后果,保护言论自由不等于“无为而治”。

新加坡的政治人物,从执政党到反对党,从内阁成员到后座议员中,有谁没有面簿账号?答案很清楚。

面簿,(facebook,其他地方华文媒体也称脸书)自2004年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创立以来,一下子风靡全球。这个在线社交网络服务网站提供了一个跨界的文字、照片、视频信息传播平台,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近了。它最大的贡献在于改变了资信时代下人类对“隐私”( privacy)的观念,其用户在不知不觉之间,把自己的喜恶爱憎、品味取向都自我暴露出来,今天吃了什么、买了什么又便宜又好的东西,都迫不及待地在面簿上昭告好友。

把个人每天的生活晾到了平台上,让朋友群“分享”,用户都对面簿有一种毫无保留的信任,以为他们的个人资料自然都受到很好的保护。因为,面簿若无法保护自己的广大用户,它还能维持下去吗?

李显龙总理拥有广大的面簿粉丝和追随者,而他却是迟至2012年4月才创建自己面簿账号。记得李总理还是听取了许多同僚的意见后才加入面簿的社群。那也就是说,在2011年的大选,人民行动党遭遇不小挫折的那一届大选时,李总理还没有通过面簿与选民互动。在2014年4月,李总理登“簿”两周年,上载了一段三分钟半的视频,他在视频中说:“能够和大家分享我在做什么、遇见什么人、去过什么地方,并偶尔上载一些我拍的照片,非常愉快。”

2016年2月到美国旧金山访问的李总理也顺便去面簿串门,跟面簿创始人扎克伯格见面,还获赠一件刻有总理所写的电脑程序编码的艺术品。总理曾写了一个电脑程序解答一道数独的题目,并在2015年5月在自己的面簿账号上广为分享,获得数以万计追随者的点赞。扎克伯格赞扬李总理是少数懂得“如何编码的世界领导者之一。”

除了李总理之外,各部长也懂得充分利用面簿发布消息,听取民意。政治领袖跟人民一样爱用面簿,官民关系加强了,这是面簿和推特对民主政治所作的贡献。然而,随着面簿频频因泄露用户资料、无法遏制假信息、影响选举的三大罪状在美国、欧洲成为“众矢之的”之后,新加坡政治领袖与面簿等社交平台的亲密关系,似乎也开始起了变化。

从“网络信息听证会”第四天的情况来看,新加坡政府对面簿在自我监管方面的“无为而治”已经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说,面簿约三年前就发现大量用户信息被滥用,却没有及时开诚布公对外交代;亵渎回教的绘图在推特上广泛流传,但该社交媒体平台却以内容不算散播仇恨为由拒绝撤下。他前天以这些事件为例指出,单靠科技企业的内部监管,不足以迅速遏制虚假信息与亵渎言论的传播。

当天在听证会上有面簿、推特、谷歌和亚洲互联网政策组织等科技媒体平台的代表,在尚穆根的犀利“盘问”下,相信他们都有如坐针毡的感觉,尤其是面簿亚太区公共政策副总裁西蒙·米尔纳(Simon Milner)。尚慕根在针对他的问话中,以严厉的语气质疑面簿在问题浮现前后行为不一,令外界难以相信面簿有能力通过改进使用条款和内部调查等自我监管措施,有效防止虚假信息的传播。

就现在在西方闹得沸沸扬扬的剑桥分析公司事件(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时,该公司未经授权就收集面簿5000万用户资料,向用户投放政治广告),尚穆根抓住面簿没有尽早出面交代,质疑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认真看待面簿的声明,完全相信面簿会落实内部条规?西蒙·米尔纳在词穷语结时,一度向特选委员会主席抗议尚穆根的提问方式。

面簿、谷歌、推特和亚洲互联网政策组织的代表,前天在历时三小时的激烈交锋中,一致反对我国政府立法约束科技公司,并认为改善内部措施、教育公众提升分辨真伪的能力,以及加强与政府沟通合作等方式,才是控制虚假信息传播的有效方案。他们在书面陈情和听证会上,也强调这些措施的成效,以及致力于打击假新闻等问题的立场。但是,推特之前已有拒绝删除引起争议的亵渎回教内容的前科,尚穆根语带讽刺地说科技公司“优美的言论”与其实际行为有落差。

从报道来看,第四天的听证会是最“精彩”的一场。西方科技社交媒体代表来新供证,回答新加坡政府毫不留情的质问,并非是给新加坡政府一个面子,而是他们的业务既然在新加坡占有一席之地,并对新加坡的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时,他们便有义务对新加坡作出一些坦诚的交代。他们在这里所说的话也同时面向全球各国政府。

今天立法管制社交媒体的更大推力是来自西方,西方甚至已开始动作。欧盟今年5月起将针对保护数据加重违规的惩罚措施,今后类似面簿个人资料外泄事件,违法公司将面对“昂贵”的处罚。面簿老总扎克伯格前天就发生创办以来最严重的资料外泄事件,向全球20亿用户群道歉,承认公司犯了错,承诺将采取措施应对。

他也说,此次事件违背用户对面簿的信任,并誓言今后不会重蹈覆辙。他的道歉来得太迟,面簿在加强自我监管方面一直是婆婆妈妈,推三推四。在西方有一批有头有脸的人一气之下发起“撤离面簿”的运动,其中包括即时通讯应用WhatsApp创始人阿克顿(Brian Acton)。他呼吁:“删除并忘了它。”

一个更严厉有效的监管立法,不是限制社交媒体的发展,而是促使它们更加负责任,勇于承担后果;保护言论自由不等于“无为而治”。

(作者是本报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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