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民主国家的选民，这样的事情很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它让我们突然觉察，原来替人操办选举已成了一门大生意，而且有不少是来自老牌民主国家的所谓政治行为。由此也可见，民主选举的神圣性，在这些人心目中其实早已不复存，咨询专家做这种生意往往是秘而不宣。民主选举的完整性正面对空前的挑战和危险。
剑桥分析的生意是怎么做的呢？根据英国第四广播网（Channel 4）记者乔装为斯里兰卡顾客，和公司高层面谈时偷录下的视频显示，公司的生意手法可谓只求目的，不择手段，为了替顾客抹黑政治对手，包括公司总裁（东窗事发后已被炒）在内的负责人说，他们除了利用所收集到的大数据，也有办法利用贿赂手段，甚至设下美人计陷阱等等来制造丑闻。乍听起来，还有点像是间谍或私人侦探故事。
令人吃惊的是，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普及而来的网络手段，除了被许多人用为污蔑、抹黑、造假（散布假消息）手段，现在也高度商业化和专业化。剑桥分析的高层自吹自擂说，他们曾被许多国家的政党雇用，其中就包括我们的邻国马来西亚。消息一出，马国执政联盟急忙出面灭火，指称在上届大选时雇请该公司操纵选举的不是联盟，而是如今已转投反对党阵营的前首相马哈迪之子慕克力。无论如何，这已证实了公司的说法。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种在选举中利用外来商业“雇佣兵”操纵民意的做法，已经来到我们门前了。不必说，这对维持选举的公正性和透明性，以及对选民的独立判断，都带来了新的挑战。我们必须预见，未来的选举，包括大选和总统选举，将会因为上述新因素的出现而变得更加复杂。我们必须做好充分防备，以免民主选举被各种居心叵测者（不管是来自内部还是外部）利用社交媒体操纵左右。
把操控选举当作生意来做，美国人应该是始作俑者。据3月24日《海峡时报》取自彭博社的一篇专稿的说法，早在1980年代，政治推销术（political marketing）就已经从一门艺术发展成科学。到了1990年代末，美国已经出现了大约7000名替人搞竞选宣传活动吃饭的专业人士。
由于国内市场竞争太过激烈，这些政治咨询专家于是纷纷向外发展，打入前苏联解体后的前共产国家，以及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等地的国家。与此同时，法国，德国和英国也有这类竞选专家出现，为外国提供商业服务。如今，所谓的政治咨询已是一门全球化的生意。不过，人们对他们的操作所知甚少，因为他们的生意合同都是秘密的。
虽然上述的各种操纵选举和民意的政治手段并不全是新鲜玩意，但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来操控舆论和影响选民思维，却是网络时代才有的产物。它的厉害之处，在于能通过网络和诸如面簿那样的社交媒体，广泛收集个人资料和信息，然后进行针对性和微观式的民意操控。
网络和社交媒体让操控者可以即时和速效地发布假消息或扭曲意见，也让他们同时在不同对象身上使用不同的伎俩。这种做法可以达到多种目的，如改变或加强一个人或某个特定群体的看法，或是加深已存在的偏见或先入为主的看法，从而达到激化矛盾，加剧分化，引起对立，动摇信心，加深猜疑，破坏信誉等等目的。
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操控者的目的（或是被雇用来达到的目的）是要动摇选民对执政党的支持，他们就可以利用网络和社交媒体四处放火，如捏造和散布各种对执政党不利的假消息，或是利用社会已存在的种族断层线，向不同族群散布不同的、可以引起强烈情绪反应的信息（可以是扭曲的或造假的），煽动不同族群之间的猜疑。
如果是针对个别政治人物的话，他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社交媒体，散布各种关于这个人的假消息，抹黑他或抹红他，或妄加诋毁，使人对他产生反感。这种手段其实在我们的邻国已是屡见不鲜。在印度尼西亚，我们就看到可怕和层出不穷的抹黑行动，甚至连总统佐科都无法幸免。操控者同样可以利用各种假信息，来加深敌对政党支持者之间的矛盾，达到分裂与分化的目标。这其实就是目前美国对俄罗斯的指控。
通过网络和社交媒体的操控之所以比统媒介如报纸、电台、群众大会更厉害和更可怕，在于网络和社交媒体无远弗届，无孔不入，也极难管控。面对这种新的形势，我们应如何应对？
最近还在进行的网络假消息听证会，可以说举行得很及时，听取各方的意见，将有助于政府提出一个考虑较为周全的应对方案。作为选民，我们必须学会的是不要随便相信无时无刻在网络流传的排山倒海般的信息垃圾。现在，手机群组特别流行和普及，这是最容易受到各种假消息渗透和误导的领域之一。因此，当你收到来自组员的短信或视频时（尤其是在选举的时候），最起码应先动动脑子想一想，做个判断，或是向可靠方面核实一下，而不是不假思索就跟着按键转发，成为假消息或谣言传播者的“帮凶”。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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