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的“重商主义”，经过一年多的发酵，终于揭开贸易战的序幕，同时向多个国家发射冷箭，尤其是中国被视为头号对手。
特朗普上周五（23日）签署了备忘录，基于美国对华301调查报告，下令对总值600亿美元（780亿新元）的一系列中国产品加征进口税。美国认为中国通过产业补贴，强迫技术转让等方式保护本国企业。这是特朗普漫天开价，逼中国以及其他国家跟美国讨价还价的生意手法。
他本周一还在推特上说：“美国与很多国家都在进行贸易谈判，这些国家多年来一直没有公平地对待美国。最终的结局是，大家都会感到高兴。”贸易战一爆发，没有人是赢家，精明如特朗普，对此很清楚。他早在1987年便跟一位美国记者合写一本生意兵法“The Art of the Deal”（且译之为《交易的艺术》），这是他的回忆录，也是他的生意经。
西方所制定的自由贸易规则和游戏，为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行为立下规范，过去70年来，已为世界的繁荣与进步作出不小贡献，开放、自由已是多边贸易的基础和共识。特朗普要打破行之已久的江湖规矩，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的中国开炮，表面上看，是美国对中国长期巨大贸易逆差的不满情绪的总爆发，但深究一层，则是美国对于一个迅速崛起的中国所带来的竞争压力感到焦虑所致。他们知道时间对中国有利，中国在越来越多的领域赶上美国，美国不能无动于衷。
中国的创新能力在人工智能、基因工程、5G宽频技术和物联网等方面，正迎头赶上。在太空探索和军事科技上，中国的创新能力同样叫人刮目相看。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和学术顾问黄朝翰博士曾在《联合早报》（2016年10月20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说：“毫无疑问的，中国正快速缩短与发达国家的科技差距。但也只是‘缩小’，还谈不上全面性的‘追上’。但中国的科技领域是有潜力，也有进一步发展的先决条件。中国幅员辽阔、人才众多更是有利的因素。因此，中国的科技在未来会继续在各方面取得突破，但在短时间内大多数的发展还是纯属‘追赶性’的，或者是对进口技术加以改进和翻新，不会有很多震撼人心的突破。中国还需要很多年，至少一代人的时间，才有可能在科技上成为领头羊，发展为真正的科技强国。”
过去短短一年多期间的世界形势发展，也许说明黄博士对中国创新实力的发展预测过于谨慎和保守。
2017年，美国一家资本融资数据库对人工智能起步公司（AI startups）的融资调查发现，中国第一次超越美国，对人工智能起步公司的融资占全球48%份额，而美国占38%次之。
本周一，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发展论坛2018”上，美国两大科技公司苹果和谷歌指出，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先进，对人类的工作和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谷歌总裁披猜（Sundar Pichai）宣布，谷哥将与清华大学合作，成立以有关人工智能的联合研究中心。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入和人才济济，对美国科技公司是巨大的吸引力。
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现为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和社会中心主任埃德蒙德·菲尔普斯（Edmund S Phelps），不久前也为文探讨中国的创新能力（题目为《中国创新会超过西方吗？》）。他说，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正意识到，它们必须创新才能赶超并保持全球经济的领先地位。一些主要包括阿里巴巴、百度和腾讯的公司，通过提供便利创新活动的数据时代基础设施而取得突破。
工业和企业界最近也转向了机器人和人工智能。至于中国政府，则显然对中国企业发展内生创新的能力持支持态度。当西方创新保持弱势、全要素生产率保持长期减速的时候，中国政府却肯定创新的更大价值。与黄朝翰的看法相比，菲尔普斯更加看好中国赶超美国的科技能力。
“创新”两字，正是新加坡过去几年来所不断强调的字眼，在我国经济论述的话语中，是高频率出现的关键词。我国今年提出扩张性的财政预算案，各政府部门预计开支总共为800亿元，比上一个财年高出60亿元（8.3%）。新财年预计有6亿元赤字。财长王瑞杰特别强调，新财政预算案将为我国未来创新经济的发展奠下基础。
新加坡所谓的经济转型，就是提高各领域的科技创新含量。美国康纳尔大学、英士国际商学院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发布的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报告中，新加坡在创新方面的投入连续七年位居全球第一。问题是，这“七连冠”有没有在经济成果上反映出来。如果美国的顶尖科技公司都懂得利用中国后发先至的优势，而与中国进行创新研究的合作，新加坡也不应该忽视这股新兴潮流。
在今天的全球竞争格局中，以贸易战作恐吓是虚与弱的表现，实实在在的战场在于创新能力的比拼，美国科技公司的高管不跟特朗普一般见识。
（作者是本报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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