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室内外
在不放任人们畅所欲言，甚至捏造假信息的当儿，要如何保障舆论有足够空间，让人们讨论一些牵涉未经证实消息的课题？这个空间的大小，将间接影响我们作为一个社会的韧性。
支持强化法律以更好地对付伪造信息的传播？是否该制定更有力的法令，要求发布者撤下假信息并做澄清？
根据民情联系组本周所发布的调查报告，八成国人“强烈支持”和“支持”强化法令，在回答第二个问题时选择“是”的国人更是超过九成。
蓄意伪造信息对国家安全、社会和谐，甚至是个人信誉的威胁，无需赘述。在回答这两道题时，在“是”和“不是”、“支持”与“不支持”之间，选择对多数人而言应该很直接。
但如果立法可能不经意地、于无形间缩小舆论空间，令国人不敢讨论一些详情尚待证实的重要课题，抉择是否还那么简单？如果信息真假参半，是否也该以同等严法对付？
互联网的普及，让假信息如鱼得水。传播消息的成本变得极其低廉，而且效率超高。于是，内容真假参半，标题一个比一个耸动的网络信息竞相出现，努力吸睛。背后的意图五花八门，有的“单纯”只是恶作剧、宣泄不满，有的则为提高网站流量赚取广告费，甚至是为影响民意、颠覆政权。
随着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成为实例，网络假信息的潜在威胁，已引起各界关注。远至英法德，近如马来西亚、菲律宾皆于近一年开始探讨通过立法打击网上假信息。因关注点不同，所以各国政府探讨的管制方案也稍有差异。
全球与通讯相关的法律多是在互联网普及前制定。新的舆论环境面前，探讨更新法令，推出新措施，甚至是制定新法的必要，无疑是项重要工作。新加坡设立国会特选委员会并召开听证会也正为此。国会网站列明，特委会除了需了解利用数码科技蓄意散播假消息的现象，以及网络伪造信息可能造成的影响，也需探究我国可以采取的对应措施，包括立法。
虽说立法只是特委会需探讨的对策之一，但从长达八天的听证会上所见，这显然是一大重点。即便不时提醒供证者，特委会尚未打定主意要立法，但每每碰到建议无需制定新法的供证者时，委员们却细问探究，甚至搬出法学专家的陈情，要求供证者说明为何不信服专家观点。
作为法治社会，法，自然是维护社会各方面秩序的重要工具。但以文字表达的法律条文，必然也就受限于文字，会有歧义。政府不时得修正法案，精确用词，以及律师在庭上针对条文内的某一字眼争得面红耳赤，便是最佳佐证。
法律要起到效用，精准的定义至关重要。在听证会上供证的65个机构和个人，不论是否支持立法，追根究底，都和他们对法律能否精准定义“蓄意网络假信息”的判断有关。支持者认为，法律能具针对性地打击有明确恶意的伪造信息；反对的则多是担心立法会“误伤”舆论空间，而这恰恰是因他们担忧，合理的讨论与质疑，会被法律视为传播假信息。
且不说参与听证会的法律学者和律师，对能否精准定义“蓄意网络假信息”意见不一，即便真能完美定义，不同的法官与执法者，对同一条文的解读也可以有所不同。执法者和当权者对伪造信息严重性的判断，和对真假参半信息的容忍度，也直接影响条例的应用。对立法心存顾虑因此可被理解。
无可否认，在数码时代，绝对的言论自由已不适用。就如国大法律系教授张黎衍在听证会上所说，言论自由的论述假定民众可以理性思考，通过“观点市场”平等接触各家看法后，自行判断对错。如今的社会，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在珍惜多元宗教种族和谐的新加坡，言论不能绝对自由，早已是多数国人认同的原则。
不过在不放任人们畅所欲言，甚至捏造假信息的当儿，要如何保障舆论有足够空间，让人们讨论一些牵涉未经证实消息的课题？这个空间的大小，将间接影响我们作为一个社会的韧性。
“是”与“不是”之间，真与假之间的中间地带非常大。只专注在两极之间“选边站”，或将人们的观点简单归纳为“是”与“不是”、“支持”与“不支持”，将忽视很多重要元素与考量。如何在这庞大的灰色空间选定立场，将决定政策的成败，以及社会能否健康发展。
（作者是新闻中心副采访主任 nghuimin@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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