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惠媛:丈夫做家务有助生育率

人文亚洲

在只有一个小孩的夫妻当中,丈夫每周多花一个小时做家务,夫妻生育第二个小孩的可能性就提高一个百分点。

如何提高生育率,一直是亚洲发达国家的政府共同面对的棘手挑战。

让人意外的是,在发达国家,女性劳动力参与率越高,生育率也越高。这一似乎反常的现象,能够如何帮助我们理解亚洲发达国家的低生育率及人口老龄化问题,并提供一些政策上的启示?

2015年,新加坡、香港及韩国的总生育率(即每位女性生育孩子的数量)只有1.2,日本稍高,但也仅有1.5,均为世界最低。正因为这些国家及地区的生育率极低,它们的人口老龄化也要比其他国家来得快。比较各经济体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例,从7%增加到14%所需时间,法国、澳大利亚和美国分别用了115年、73年、和69年;而新加坡、韩国、台湾和香港将分别只用了17年、19年、25年和32年。

为了提高生育率和应对老龄化,亚洲发达经济体需要让女性能够调和工作与家庭职责之间的冲突。这些经济体的父权家庭规范,导致包括育儿、扶老及家务在内的家庭职责重担,几乎全部落在了女性的肩膀上。在世界其他发达国家,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上升一度导致生育率下降,这个现象被称为性别革命的第一阶段。然而,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这两者之间却从负向关系变成了正向关系。这一变化被Goldschieder、Bernhardt和Lappegard在2015年称之为性别革命的第二阶段,凸显了男性积极承担家庭职责的重要性。

我对韩国所做的研究,和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学的永瀬伸子教授,以及美国哈佛大学的Mary Brinton教授共同对日本所做的研究,都支持该假说。研究发现,在只有一个小孩的夫妻当中,丈夫每周多花一个小时做家务,夫妻生育第二个小孩的可能性就提高一个百分点。

然而,在亚洲发达国家,男性对家务劳动的贡献仍然微乎其微,不管是相对于他们妻子的贡献,还是以家务劳动的小时数来计算。在所有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日本和韩国夫妻之间的家务劳动分工是最不平等的。它们也是仅有的亚洲成员国;而在其他非OECD的亚洲发达经济体如新加坡和香港,虽然缺乏相关的统计数据,但情况大概也好不到哪里去。而且我们需要注意到,在新加坡和香港,外籍家佣分担了部分原本加诸于妻子和母亲的家务重担。有学者认为,亚洲国家家务劳动性别分工的持续存在,表明它们还停留在性别革命的第一阶段,所以未能扭转低生育率现象。

如何鼓励亚洲男性更多地分担家庭职责呢?这一地区的性别角色规范之强,恐怕会降低公共宣传的有效性。不妨把注意力集中在加班文化上:2013年,韩国人工作了2163个小时、日本人工作了1734个小时。2011年,非OECD的亚洲社会花了更多时间在工作上:新加坡2287个小时、香港2343个小时、台湾2144个小时。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这些地区的工作时间长到令人震惊。OECD国家中最短的工作时间是德国的1363个小时,而平均工作时长为1770个小时。在20世纪下半叶经济快速发展时期,集体利益被置于个体福利之上,亚洲发达国家的人们对极长的工作时间习以为常。这样的工作习惯传给了新一代,继续影响着组织的管理文化。

减少工作时长,可以相应地降低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冲突。事实上,工作时间长的男性,花更少时间在家务劳动上,也花更少时间与家人相处。为了改善情况,韩国政府在2004年和2011年间,将法定工作时长从每周44小时减少至每周40小时。男性工作时间的减少,是否表示他们可以为家人做得更多呢?我在一项与都柏林大学Changjun Lee博士和首尔国立大学的Young Kyung Do博士的共同研究项目中,探讨了法定工作周时减少4小时,会如何影响男性员工对不同住父母的照护。我们发现,因为法定工作周时的减少,男性员工每年拜访和看望父母的次数增加了四次,为父母提供衣物等非现金支持的概率,也提高了8.2个百分点。

总之,在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更高的国家,生育率也更高,这是因为一个对家庭友好的社会环境,让女性能够平衡工作和家庭的需要。消除加班文化并鼓励男性在家多做贡献,可以提高生育率,也可以增加对老年人的家庭支持。政府通过减少法定工作周时,并严格实施这一法规,可被视为一项应对亚洲快速老龄化挑战的有效政策工具。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翻译胡姝博士任职于国大亚洲研究院/家庭与人口研究中心)

(本系列为国大家庭与人口研究中心提供的研究简要,由不同专家学者执笔,每月第一个星期天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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