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经济模式的正当性、有效性都是竞争的结果。没有差异，就没有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优劣；没有优劣，就没有对错。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竞争性模式，任何模式的正当性都不可靠。只有通过竞争，才能确定特定模式的正当性。 今年3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依据“301调查”结果，将对从中国进口的600亿美元商品大规模加征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此可谓中美史上最大的贸易冲突，时下称为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 师出要有名。美国发动贸易战的理由是什么？一言蔽之，美国认为，中国对美采取了不正当竞争。具体表现为：中国采取了国家主义的产业政策、不对等关税等等。美国对华产业政策的抨击表现为：批评“中国制造2025”。“中国制造2025”，作为中国产业政策的表现，被美国视为市场扭曲和严重产能过剩的根源。 据报道，关于不对等关税，中方认为尚有协商余地，而对于产业政策，中方未予表态，采取了回避态度，不知是否因为没有找到很好的回应策略。 笔者以为，美国对中国产业政策的批评，存在缺陷。这可从经验和理论来分析。 表面上看，美国似乎没有产业政策，但历时11年的阿波罗计划（Apollo program），耗资255亿美元，参与企业2万余家、大学200多所，科研机构80多个，总人数超过30万人。这算不算产业政策？美方辩护者或许认为，这不是一种政策，而只是一个具体的工程项目。 姑且搁置这种经验事件上的争议，更重要的问题是在理论方面。 美国对中国产业政策的抨击，假设了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是唯一正当的经济模式。但这个前提是不可靠的。 讨论之前，为避误解，需指明：本文的问题方式是“A对B的批评是否有效？”但本文不对A与B的是非作明确判断，即不对中美经济模式作判断。 第一，美国对中国产业政策的批评，其本质是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个老问题。 第二，没有什么经济模式的正当性是天命的。 一切经济模式的正当性、有效性都是竞争的结果。没有差异，就没有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优劣；没有优劣，就没有对错。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竞争性模式，任何模式的正当性都不可靠。只有通过竞争，才能确定特定模式的正当性。而且，这种正当性不是永久的。 经济模式竞争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效率。在20世纪，美国是市场经济的代表，苏联是计划经济的代表。在20世纪20年代至50、60年代，不少人还认为计划经济优于市场经济，但随后的实践给出了相反的竞争结果。美国市场经济模式之所以胜出，并非天命，而是它与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竞争的结果。 没有任何模式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经济发展的效率问题，所以，经济发展模式也需要竞争。这意味着，不能将20世纪后半叶美国模式所取得的阶段性优势视作永久优势，更不能视作唯一正当模式。 第三，特朗普政府没有认识到，它所宣称的中国产业政策是不公平竞争，这非但不是对产业政策的批评，反而是赞扬。 我们无法避免从效果论即功利主义角度衡量一种经济模式的正当性。效果有短期与长期、稳定与不稳定、可持续与不可持续之别。美国对中国产业政策的批评面对一个两难的窘境。如果产业政策是低效经济模式，它不会跟美国构成有效竞争，反而有利于美国领先，美国也就根本没必要对它挥舞大棒；如果产业政策是高效经济模式，它就跟美国市场经济模式构成有效竞争。 由于一切竞争都不可能具有永久性垄断优势，所以美国应承认产业政策的正当性。从美国的批评来看，美国有意无意地假定了后一种情形。美国的批评，恰好证明中国产业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具有不错的生命力。凭什么说世界上只有美国市场经济模式是正当的，其他模式都不正当呢？正当与否，只有在实践中，也只有在竞争中才能分辨。所以，可以说，美国对中国的这个批评，可谓踢了乌龙球。 第四，美国对中国产业政策效果的判断并不可靠。 美国假定中国产业政策具有较强竞争力，因而批评之，但是，该假定未必符合现实。世界上不少国家有产业政策，如日本、韩国，为何美国认为只有中国的产业政策是不正当但高效的？或许，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主要在其他方面。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充裕且低廉；人均资源虽不多但总量庞大；局部环境的牺牲等等，这些都是中国的中低端产品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原因。 第五，中国产业政策的本质是宏观调控。 宏观调控既不同于苏联计划经济也不同于美国市场经济，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种经济运行方式。它有较强的凯恩斯色彩。凯恩斯曾经主张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宏观调控，这说明，宏观调控并非特定国家的特定手段，美国也可以采用。因此，中国和美国的做法，或许可以和平竞赛。究竟孰优孰劣，恐怕只有历史才能检验。此犹如，当年美苏竞争，你搞你的计划经济，我搞我的市场经济，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世界上没有一种经济模式能够一劳永逸地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可否认，即便没有中国的竞争，美国模式自身也暴露出了内在的问题。例如，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就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贫富差距一直在扩大。如果美国对自己的经济模式具有信心，当保持开放的心态，允许甚至鼓励竞争性模式，而不是以自己的模式为唯一标准，批评产业政策模式。 顺便论及，日本也有产业政策，美国为什么不批评日本呢？这显然是双重标准。日本、德国是市场经济国家，美国为什么要迫使日本接受《广场协议》？特朗普又为什么宣称要对德国汽车加税？其实，中美贸易争端，根本不是意识形态之争，也不是所谓的经济模式之争，而就是赤裸裸的利益之争。特朗普政府无法接受美国局部失利的经济现实，便抡起贸易大棒。 特朗普政府应当明白，对于中国来说，产业政策跟关税不同。关税是具体利益，产业政策不是具体利益，而是执政党和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中国可以调整关税，也可以调整某些产业政策，但不可能放弃产业政策。如果美国非要中国放弃产业政策，双方势必走向对抗。对抗，无论对中国还是美国，以及世界，都是大坏事。 关于中国的产业政策模式是否优于美国的市场经济模式，本文不作评价。而最近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产业政策究竟有多大贡献，本文也不作评估。但是，中国的经济政策的确还有很大改善空间。其要义在于：中国的产业政策或宏观调控可以更多运用经济杠杆，增强市场特征，弱化政府干预特征，从而更能为世界其他国家所认可，也让企业更有经济预期。譬如，弱化国企垄断，释放经济资源；国企民企同等待遇；扩大经济自由和社会自由，释放社会空间；可以制定宏观方向和规划，并采取一些鼓励或抑制政策，但尽量避免让企业为服从政府的短期目标而不得不改变企业自身的经营。 （作者是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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