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舒杨:短期租房的长期考量

《纽约时报》报道面簿总裁扎克伯格在美国供证;此外,几个中国热门短视频平台被撤下架。朋友笑说:“美国几十个政客还在那里讨论来讨论去,中国政府连个招呼都不打,直接就让这些平台关闭了。”

互联网普及这么多年,各国的立法和监管却似乎仍在寻找着节奏。一方面,大半辈子活在前互联网时代的美国立法人士,在面簿小儿面前抓耳挠腮;另一方面,没有具体面孔的中国政府只需有个假想敌,就可以枪毙任何平台。

就在美国踌躇、中国决绝的同一个星期,新加坡也有一则与互联网平台不无关联的消息:市区重建局拟定了一套短租房服务监管框架,展开公共咨询。

原本以为政府终于要将短租房合法化了,细读后才发现,这是有条件地开放,而且条件苛刻。八成以上公寓屋主支持、每两年重新表决、每年出租不超过90天的高门槛,要想跨过,谈何容易?

一个看似要激活短租市场的提议,细节却更像是要打压,可见当局的为难。为何为难?答案很快就浮现在舆论反应中。很多公寓屋主希望政府再严一些,最好禁止任何形式的短租。有人建议要求100%的屋主支持率;也有人认为,提供短租的屋主应承担更高的管理费。一名读者说:“汽车和工具可以共享,但人们的家绝不是个可以和陌生人共享或从中盈利的资产。”

短租公寓与其他共享经济的确不同,但作为一个拥抱共享经济、相信民宿体验更为独特的人,我对反对声浪如此之大还是有些诧异。更感惊讶的是,几乎所有人的主要论据都是租客的丑态,好像所有旅客都会频繁进出、肆意破坏、大声喧哗。

在游客素质日益提升的今天,上述刻板印象是过度妖魔化了。碰到不良租客,或许和碰到不良的邻居屋主的概率差不多。现实是,很多人在入住爱彼迎(Airbnb)民宅时,恐怕比在自家住时还要爱护有加、注意卫生。除了基本的公德心,这也是因为短租社群自有一套评定标准,没有人希望得到差评。

然而,信任的缺乏不难理解。开放心态的前提是开放,而开放和信任孰先孰后,则是鸡和蛋问题。最严格的管制或许最安全,但活力也因此被扼杀。自由主义思想家密尔(John Stuart Mill)针对政府管制是否必要,设定“伤害原则”:只有个人行为可能或已对他人造成危害,集体才有理由对其管制。要问的是,这可能的危害是否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利弊如何取舍?就好像我们不可能为了杜绝汽车撞死行人,就规定每辆车想要上路,需要征求至少八成行人的同意。

市建局在公共咨询网页上说,今日新加坡是长期以来谨慎规划的硕果,但互联网平台和手机应用带动全球性的民宅短租风潮,让住宅与旅店的界限变得模糊。字里行间看得出,当局既想与时俱进,又担心居民反弹,最终在踌躇和决绝的中间,选择有条件地开放。

或许,需要与时俱进的不只是立法和监管政策,还有人们的心态。防患意识过重的心态,有时会成为政策开放的绊脚石。

(作者是新闻中心采访副主任(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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