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昭程:历史记忆的告急书

阅历南洋

文学不仅仅提供审美愉悦,作为思想的载体,它亦可质询单面化的历史诠释,为多元的反思与辨析开拓出宝贵的空间。

他们在福利巴士工潮的现场相遇。华校生秀丽组织同学到罢工前线支援工友,而英校生Jason出于好奇,特地前去观察对峙的局势。在小说家程异(Jeremy Tiang)的英文长篇小说《紧急状态》(State of Emergency)里,一般在历史论述中被呈现为两个不同世界的青年群体,就这样发生了微妙的交集。在秀丽(Siew Li)的眼里,Jason固然是十分典型的英校生,但尽管置身于时事之外,却至少愿意接近社会运动。这层差异——即英校生主动认识华校生的社会参与——促成两人后来结为夫妻,但小说创设的逻辑不至于颠覆两个社群基本的历史形貌。秀丽后来为了躲避政府对社阵及左翼社运分子的逮捕而仓皇出逃,以致两人无法偕老,恰恰回指他们所代表的两种世界观的离合张力,因此越加引人深思:文学如何与历史,以及当下的现实对话?

小说没有复原真实性的义务,当然不是历史书写。借用学者Neferti Tadiar研究菲律宾文学的视角,我们不妨把《紧急状态》视为作者介入社会建设的实践,观察程异如何借由文学媒介想象在现实以外,社会关系和生命情境的其他可能性,以及他怎样从事当下历史的另类书写(alternative history of the present)。

诚然,此部处理新马左派抗争史的作品,在构思上不像黄锦树的马共小说那么天马行空,却仍然充分利用文学虚构的正当性,重探那段行将被岁月所遗忘的地域身世。饶有意味的是,仿佛在质疑各种将自身包装为平衡与客观的文类,《紧急状态》穿插了一段对新闻书写的反思。小说人物Revathi以记者身份追查峇冬加里惨案之真相时自忖:历史的线索千丝万缕,一个人无法掌握所有曾经发生的事,或了解事情的所有面向。即便是自诩追求事实的报章,其隐含的立场,许多时候会发挥影响,致使最终的报道,也不过是提供对事件的某个特定诠释而已。

文学于是警惕作为读者的我们,不好轻易接受印刷成文的话语,抑或臣服于权威主导的历史阐释。相对于官方宣导或国民教育传播的宏大论述,《紧急状态》的叙事处处显露“微历史”的关怀。行文一气呵成的小说,编缀七个角色交互缠绕的际遇,烛照新马不同时期的历史事件,对平民百姓在生活乃至心理层面上的冲击,精彩地展现了作者如何借助史实谋篇布局,再现叠层的历史与集体经验的丰富面向。

其中,叙事角度的切换,引领读者一同突破个体视域和身体经验的有限性,尾随个别人物的亲身经历,或借此贴近他们内心的创伤。我们趋近了挟卷普通民众的多条历史动线:Jason的妹妹Mollie在马印对抗期间的麦唐纳大厦爆炸案中罹难;秀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投身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她改嫁的南德(Nam Teck)于五十年代在英国殖民地政府监管的新村长大,其后离开到城市吉隆坡谋生,并于1969年“五一三”种族冲突后随她加入马共,走进森林;及至他们的下一代,Mollie的女儿Stella1987年在新加坡政府取缔马克思主义者谋反的行动中被拘捕审问;秀丽和Jason的儿子Henry到马泰边境的友谊村与和平村探查母亲的下落,却遇到了旅伴Revathi当年采访对象的儿子……

命运兜兜转转,人物跨代缘聚,岛国原来如同所有地方,其历史并不囿于一地,而必须在当下以国家为依归的地理疆域之外,追踪其散落的轨迹。秀丽的两段婚姻和子嗣,各别喻指岛国华社内部的分层,以及新马欲断难断的历史连结。通过刻画亲情、爱情、革命,以及社会正义对人物的召唤与为难,整部小说不断为读者创设认同的考验,更迫使对新马有情感牵念的读者自省:倘若被卷入动荡诡谲的时局,自己会如何抉择或自处?面对岛国日益失衡的话语竞逐,我们该怎样在强势的论述中寻找缝隙,打造个人对历史的独立认识与判断?

《紧急状态》的笔调沉静平缓,却似有一股澎湃的创作精神潜藏其中。正文开展前的扉页,摘录了德国思想家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里的话:“被压迫者的传统教导我们,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紧急状态’并非例外,而是常规。”如果这暗喻朝野在岛国始终存有矛盾,程异长篇小说的弦外之音,未尝不在同时传达民间思想资源告急的状态。历史当事人相继故去、体制档案被持久封存,岛国正遭逢驳杂的历史记忆流失与贫瘠化的境况。像《紧急状态》这样的小说书写,凝聚了文学反抗遗忘的力量,也唤醒身为读者的你我:文学不仅仅提供审美愉悦,作为思想的载体,它亦可质询单面化的历史诠释,为多元的反思与辨析开拓出宝贵的空间。

(作者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阅历南洋”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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