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重建新加坡”能超越城市建设，在根本上带来更开放的政治，在政治革新的过程中，让更大胆与具有创意的想法浮出台面。
古罗马时期的课室里，学生在一天课程结束后，会在写字的板子上融化一层蜡，将板子上密密麻麻的字盖掉，让蜡板还原“干净”的状态，供次日使用。这种没有任何划记的白板，在拉丁文中称为“Tabula Rasa”。后来西方哲学家也常用这词汇，比喻人类心灵的初状像白板子一样，没有任何印迹。
在建筑学的领域内，Tabula Rasa的思想则在1950年代开始盛行。对关心城市规划的建筑师而言，Tabula Rasa是一种“从零开始”的状态，乌托邦色彩很浓厚。因为除了战后或灾后重建时较能够办到，其他时候若要想象自己在一个空白的地块上规划与设计建筑和景观，并且推动重建、拆除再重建的循环，领导者就必须要有敢于颠覆的思维与魄力。
不过，尽管说是乌托邦式，在发展与重建永远属于进行式的新加坡，“白板模式”却不是陌生的概念。1995年，著名的荷兰建筑理论家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撰写一篇题为《新加坡短歌行：30年空白板》（Singapore Songlines: 30 Years of Tabula Rasa）的评论，追溯新加坡独立后的城市更新进程。在此之后，建筑圈子每谈及Tabula Rasa，就很少不将这个词与新加坡这个“设计而成的国家”联想在一起。
根据库哈斯的观察，1965年前后，新加坡处在一个特殊的阶段，一切取决于“做”和“想”之间的取舍（a showdown between doing and thinking）。他在文章中指出，独立初期的领导人和公务员“像是患上某种强迫症一样”，大刀阔斧地推动城市改造，其成果是新加坡在短短几十年间，发生了令外界难以想象的蜕变，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实践才是王道。
然而，独立至今，经济社会发展平稳走过53年，Tabula Rasa的精神仍否存在，新加坡是否还有“重建的余地”，这些如今却都存在未知数。当基础建设疲劳老旧时，要更换重组整个系统既艰难也费时，因此容易出现“微调心态”；在人民生活达致一定水平后，要大家秉持着和先辈一样开拓新疆域的精神，跳脱时代的局限性，有时候也不切实际。此外，尽管“白板思维”的积极作用有目共睹，但这种建设方式也不无弊端，包括可能造成空间和历史的横断与隔离。
新加坡目前处于领导更替过渡期，在部署第四代领导班子接棒之际，李显龙总理此时呼吁新一代国人提出更新更长远的计划，肩负为国家注入新活力、重新设计新加坡的责任，发人深省，也似乎预示着我们又再一次来到不Tabula Rasa也不行的临界点。他在五一劳动节集会上也说，如建国一代赤手空拳建国一样，这一代国人也应“克服属于这一代人的挑战和难题，做出属于这一代人的牺牲，完成属于这一代人的责任”。
不过，所谓“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具体指什么，李总理没有进一步阐述。我们下来到底会面对哪些独特于这个时代的挑战与难题？我想，“重建新加坡”的口号纵使吸引人，但随着岁月的推移，当国民意识开始建立起来时，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寻找Tabula Rasa这种“摧毁式创新”以外的可持续发展方案，将变得更加迫切。
更何况身为年轻人，我其实并不怀疑我们仍拥有如建国一代那样赤手空拳打拼的勇气，但我们在完成这个时代的使命时，却也同时要更谨慎地做权衡，看看什么是必须抛弃的包袱，什么又是要保护的遗产，做到一个拳头出击，另一拳头防守。
另外，我也期盼所谓的“重建新加坡”能超越城市建设，在根本上带来更开放的政治，在政治革新的过程中，让更大胆与具有创意的想法浮出台面；要重建新加坡，在第四代甚至是第五代领导班子当中，必须有更多具备改革意识与前瞻思维的人，他们必须做到立足长远又精打细算，才能带领我们前进。
明天国会第二会期的开幕式上，哈莉玛总统将代表政府发表施政方针。延续上述论述的脉络，相信年轻国人也希望第四代部长团队拟出的施政方针具有新意，能激起我们对未来的憧憬与展望，让我们更有信心履行应尽的责任。
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曾经形容新加坡陷入了“中年危机”，即财富位居世界前列，人民却很悲观。我也记得，曾看过一篇评价新加坡城市发展现状的文章，开篇就评断“新加坡因趋向完美而陷入危机”（Singapore has reached the crisis of its perfection）。我想，超越这种危机意识论，去建立国家更厚实的文化与历史底蕴，在“完美”表面下寻找现存不完美之处，修复解决后再来重建，也是我们这一代人须肩负起的责任之一。
（作者是新闻中心特稿组执行级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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