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伟曼:这一代人的挑战

所谓的“重建新加坡”能超越城市建设,在根本上带来更开放的政治,在政治革新的过程中,让更大胆与具有创意的想法浮出台面。

古罗马时期的课室里,学生在一天课程结束后,会在写字的板子上融化一层蜡,将板子上密密麻麻的字盖掉,让蜡板还原“干净”的状态,供次日使用。这种没有任何划记的白板,在拉丁文中称为“Tabula Rasa”。后来西方哲学家也常用这词汇,比喻人类心灵的初状像白板子一样,没有任何印迹。

在建筑学的领域内,Tabula Rasa的思想则在1950年代开始盛行。对关心城市规划的建筑师而言,Tabula Rasa是一种“从零开始”的状态,乌托邦色彩很浓厚。因为除了战后或灾后重建时较能够办到,其他时候若要想象自己在一个空白的地块上规划与设计建筑和景观,并且推动重建、拆除再重建的循环,领导者就必须要有敢于颠覆的思维与魄力。

不过,尽管说是乌托邦式,在发展与重建永远属于进行式的新加坡,“白板模式”却不是陌生的概念。1995年,著名的荷兰建筑理论家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撰写一篇题为《新加坡短歌行:30年空白板》(Singapore Songlines: 30 Years of Tabula Rasa)的评论,追溯新加坡独立后的城市更新进程。在此之后,建筑圈子每谈及Tabula Rasa,就很少不将这个词与新加坡这个“设计而成的国家”联想在一起。

根据库哈斯的观察,1965年前后,新加坡处在一个特殊的阶段,一切取决于“做”和“想”之间的取舍(a showdown between doing and thinking)。他在文章中指出,独立初期的领导人和公务员“像是患上某种强迫症一样”,大刀阔斧地推动城市改造,其成果是新加坡在短短几十年间,发生了令外界难以想象的蜕变,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实践才是王道。

然而,独立至今,经济社会发展平稳走过53年,Tabula Rasa的精神仍否存在,新加坡是否还有“重建的余地”,这些如今却都存在未知数。当基础建设疲劳老旧时,要更换重组整个系统既艰难也费时,因此容易出现“微调心态”;在人民生活达致一定水平后,要大家秉持着和先辈一样开拓新疆域的精神,跳脱时代的局限性,有时候也不切实际。此外,尽管“白板思维”的积极作用有目共睹,但这种建设方式也不无弊端,包括可能造成空间和历史的横断与隔离。

新加坡目前处于领导更替过渡期,在部署第四代领导班子接棒之际,李显龙总理此时呼吁新一代国人提出更新更长远的计划,肩负为国家注入新活力、重新设计新加坡的责任,发人深省,也似乎预示着我们又再一次来到不Tabula Rasa也不行的临界点。他在五一劳动节集会上也说,如建国一代赤手空拳建国一样,这一代国人也应“克服属于这一代人的挑战和难题,做出属于这一代人的牺牲,完成属于这一代人的责任”。

不过,所谓“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具体指什么,李总理没有进一步阐述。我们下来到底会面对哪些独特于这个时代的挑战与难题?我想,“重建新加坡”的口号纵使吸引人,但随着岁月的推移,当国民意识开始建立起来时,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寻找Tabula Rasa这种“摧毁式创新”以外的可持续发展方案,将变得更加迫切。

更何况身为年轻人,我其实并不怀疑我们仍拥有如建国一代那样赤手空拳打拼的勇气,但我们在完成这个时代的使命时,却也同时要更谨慎地做权衡,看看什么是必须抛弃的包袱,什么又是要保护的遗产,做到一个拳头出击,另一拳头防守。

另外,我也期盼所谓的“重建新加坡”能超越城市建设,在根本上带来更开放的政治,在政治革新的过程中,让更大胆与具有创意的想法浮出台面;要重建新加坡,在第四代甚至是第五代领导班子当中,必须有更多具备改革意识与前瞻思维的人,他们必须做到立足长远又精打细算,才能带领我们前进。

明天国会第二会期的开幕式上,哈莉玛总统将代表政府发表施政方针。延续上述论述的脉络,相信年轻国人也希望第四代部长团队拟出的施政方针具有新意,能激起我们对未来的憧憬与展望,让我们更有信心履行应尽的责任。

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曾经形容新加坡陷入了“中年危机”,即财富位居世界前列,人民却很悲观。我也记得,曾看过一篇评价新加坡城市发展现状的文章,开篇就评断“新加坡因趋向完美而陷入危机”(Singapore has reached the crisis of its perfection)。我想,超越这种危机意识论,去建立国家更厚实的文化与历史底蕴,在“完美”表面下寻找现存不完美之处,修复解决后再来重建,也是我们这一代人须肩负起的责任之一。

(作者是新闻中心特稿组执行级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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